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四月十六,太宗李世民历览新落成的“九成宫”,在“本乏水源”的宫城之内发现了“醴泉”——“百辟卿士,相趍动色”,太宗敕命辅臣魏征撰铭记录此事,遂有《九成宫醴泉铭》。
此铭,由欧阳询奉敕书录,拓刻于碑。后人,更多将此作为传世名帖看待,其实,铭文的内容意义,更不容小觑。
例如,魏征在“序文”中,颂扬李世民“始以武功一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又在“铭文”中,夸赞太宗“握机蹈矩,乃圣乃神;武克祸乱,文怀远人”云云。
其所云“文德”,就包含着上古形成的“文”与“德”关系,以及“文化”“文明”等等的重要观念。
“文德”,不是唐代才有的新概念。
《诗·江汉》:“告于文人,锡山土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毛传》:“文人,文德之人。”《集传》:“文人,……有文德也,谓文王也。”《集传》又:“劝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极意于武功。”
“文德”理念,可追溯至西周;其与“武功”相对,但相较似更“高大上”。
魏征,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德”和“无功”两个词。
“文德”具体何指?
《国语·周语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
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
汉刘向《说苑·修文》:“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
可知,“文”,既是所有道德之总称;又是“德”的最高境界,不达此境,不能称“文”。
曾写过一篇小文《“德”字演化的来龙去脉》,说到甲骨文中无“德”字而有其前身“徝”字;此字尚不具“德”字含义;道德之“德”是西周新造之字。有兴趣的朋友,可搜索阅看。
商代,道德之“德”所包含的思想,是负载于“文”字所表达的。
《前编》1.18.3、1.18.4、1.21.1、1.23.8;《后编·上》20.5;《卜》267等甲骨卜辞,以及六祀丰彝、四祀邲其卣、坂方鼎等殷商彝器铭文中,载有“武丁”“康祖丁”“武乙”“文武丁”“文武帝”“文武帝乙”等商先王庙号。
屈万里先生的《谥法滥觞于殷代论》指出,“文”“武”“康”是自谥法之起最古的谥号,又尤以“文”“武”为最高。
《逸周书·谥法解》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
此解,或为周代对“文王”“武王”功业的概括,也可证明“文”“武”之区别——“文”侧重指内心慈惠;“武”则侧重外力勇猛刚强。
很显然,商代加予先王的谥号,彰显的同样是上述区别,而且定为西周先河。
卜辞或金文中的“文武丁”“文武帝”“文武帝乙”,是表明被加予此谥号的先王,同时具备了“文”“武”两方面赋能——第一证明“文”“武”之有区别;第二将“文”列于“武”之前,显示了“文”相较“武”更为重要。
甲骨文的“文”字,有两种写法——一为“象大其人而明见其心”;一为“象大人而错画其身”。至周代,分化成“文”“彣”两个互别之字。
许慎在《说文》中,将“文”训为“彣彰”,显然错了。“象大人而错画其身”应该是甲骨“文”字本义,而“象大人而错画其身”则是引申义。
殷商甲骨“文”字的“象大其人而明见其心”之义,可以追溯至更早。
《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
《大禹谟》:“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传》:“言其外有文德之命,内则敬承尧舜。”
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罐上,发现了以朱书写下的“文”字;另有一字残缺,有学者认为当是“邑”字。“文邑”,很可能指“文命”大禹所居之“邑”。
冯时先生《“文邑”考》指出,西周囗公盨铭文,确认了西周道德思想来自夏禹,这就将“文德”与“文命”贯穿了起来。
“文德”,不仅是包括君王在内的个人道德修养,还是“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体现。
《周易·贲·彖》:“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不仅是日月星辰之斑斓璀璨,更是运行之错综复杂但又有规律。中国远古上古先民,就是在观测“天文”的过程中,了解并掌握其运行而得来时空统一认知的,并由此驯化植物、养畜牲禽,从采集狩猎的动荡生活走向农耕家纺定居生活的。
观测“天文”带来视野开阔,定居生活使“人文”水平迅速升高——这就是“文化”“文明”和“文德”。
《周易·大有·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文明”,是伴随观测“天文”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提升的。
《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这就是“文德”之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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