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几千年来,人名从产生到发展,基本格局大体不变。
具体到每个朝代,名字则表现得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古人的名字较为复杂,人们不仅拥有像今天一样的幼名、学名,而且还有今天已经被淘汰的字、号等。
其中‘字’,是古时人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名”同样重要。
今天我们常说的“名字”,实际是古人“名’,和“字”的合称。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起名特点并非完全一样。
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代。
当时人崇拜太阳,通行的历法是干支纪年,因此,当时夏代的君主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起名。
据 《 史记 · 夏本纪 》 记载,夏代的君主名字有太康、仲康、少康等人,据陈梦家在 《 殷墟 · 卜辞综述 》 一书中的考证,这些名字中的“康”字即“庚”字,是传说中的十个太阳(天干)之一。
此外,夏代君主的名字还有孔甲、撤甲、履癸等,名中的“甲”、“癸”也都是天干。
至于商代君主,起名时也都继承了夏代君主的这一习惯,无论是开国之君商汤(又名太乙)还是亡国之主帝辛(即殷封王),其间29 位君主,无不以天干命名。
当时的贵族也效法这种做法,在名字中使用天干,如祖己、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都是如此。
到了周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起名的方法也日臻完善。
正如 《 通志 · 氏族略 》 所说的那样,当时的君主“生有名,死有溢;生以义名,死以义溢。
生曰昌、日发,死曰文、曰武。微子启,微仲衍,箕子,比干,皆周人也。故去其甲乙丙丁之类,始尚文焉”。
这里“尚文”的意思,即不再像夏商人那样只知道用天干起名,无论怎样变化也只有那十个表示天干的字,显得过于质朴而是开始注重文采。
所起的名字如昌、发、启、仲衍、箕子、比干等既富于变化又含义丰富,其文化色彩丰富了许多。
正是由于周代人起名出现了上述这些变化,其结果不仅导致大量庄重、新颖名字出现,而且还促使我国最早的起名原则诞生。

这种起名原则是专门针对王公贵族起名而制定的,又被称为“五则六避”。
据 《 左传 · 桓公六年 》 记载,周代人起名的原则“有五:有信,有义,有相,有假,有类。
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相,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
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 论衡 · 洁术篇 》 也记载,周代人“立名也,以信、以义、以相、以假、以类。
以生名为信,若鲁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
以德名为义,若文王为昌、武王为发也。
以类名为象,若孔子名丘也。取于物为假,若宋公名柞臼也。取于父为类,有似类于父也”。
上述是说,周代人起名原则中的“五则’,是指名字的五个方面的来源,即“信”、“义”、“相”、“假”、“类”。
“信”指孩子身体上的某些特征,如眼睛大、皮肤白、身体胖等,根据这些特征可以使起名找到灵感;
“义’,是指孩子表现出的某些天赋,如机灵、好动、文弱等,也可以作为起名的参考;
“相”是指孩子的相貌,有美、丑之别,也可以据此考虑起名;
“假”是假借,可以假借其他事物进行起名;
“类”是相似,是说可以用与孩子特征相近似的办法起名。
至于“六避”,则是说由于王公贵族都是有身份的人,在他们出生时便注定要做王公贵族,他们的名字是一般人不得随意叫的,必须加以避讳。
为了便于将来避讳,在起名时便要考虑六个因素,避免用国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畜牲)名、祭器名起名。
因为国名、山川名、官名都很常用,疾患名显得不雅,祭品名、祭器名太过于庄重,都不便于避讳,所以都在“六避”之列。
上述“五则’,、“六避”在今天看来确实显得有些烦琐,但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
在当时讲究宗法和礼治的社会背景下,用以指导或规范起名的确有其现实意义。
而在上述原则约束下所起出的名字,如姬发(周武王)、孔丘(孔子)、庄周(庄子)、李耳(老子)、屈平(屈原)、宋玉等或各具特色,或优美动听,与夏商时期单调的名字相比的确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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