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店起名字比较旺财的字（鞋店起名字比较旺财和田园淳朴民风）

漫漫人生路 第一部

我和我的家

（一）

我家祖籍山东。

爷爷在1840年洪秀全“太平天国”年间，参加过“长毛”造反。

我的第一个奶奶就是“长毛”头目的女儿，有武艺、会打仗。

“长毛”在山东一次打仗时打败了，奶奶在战场上阵亡。

爷爷则逃跑到浙江相当有名的大镇～南浔落脚。

当时流传南浔这里是“四象八骆驼 七十二个壮猪猡”，也就是形容南浔这里的人特别有钱。

爷爷是外来的人，在南浔没有地，不是当地的地主（户籍）。

他开了一间小小的“宁远堂”：专门做鞋、补鞋、修鞋。

因为爷爷手艺好，虽然没有背景，但是“童叟无欺”，人缘极好，慢慢地在十里八乡都传开了，人称“宁远张”，后来爷爷娶了我现在的奶奶（不知姓名）。

我父亲3岁时爷爷就去世了。

听我父亲讲，我爷爷临死的时候讲的话是山东女人的口音。

我奶奶本来就迷信，听到爷爷的声音变成了女人的声音特别害怕，抱着我的父亲跪在那里，嘚嘚瑟瑟地求告：“菩萨菩萨，求求你放了他吧，别来抓他，不然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呀？”爷爷身体里的那个女人声音再次响起：“不是我要来捉他，是他的阳寿已尽！我也留不住他！”

话音刚一落，爷爷就去世了。

奶奶含辛茹苦地独自把父亲拉扯长大。

我父亲成人后，到湖北黄石玻璃厂当工人，烧玻璃。那时生产玻璃是新兴的行业。

父亲肯吃苦，干得好，不久就在厂里当上了“大规”（相当于现在工厂里的“大工匠”）；干了几年，又从湖北回到杭州。

此时，我奶奶和舅公在杭州的“板儿巷”开了一个鞋店。（这个巷可能现在还在）

我父亲不会做鞋，就和亲戚好友凑了几个钱开了个“毛巾厂”，可是“毛巾厂”不挣钱。

那时我父亲敬仰一个“久龄制药厂”的老板黄楚九。

此人在上海泥城桥（现西藏路和北京路交界处，据说现在房子还在），开了一个“中法药房”，生产的药是“艾露补脑汁”，很有名气，他是我父亲的偶像、我父亲很羡慕和崇拜他，觉得做中药一本万利，所以也决心去做中药。

后来我父亲到上海，认识了一个叫 李松山 的中医。

于是我父亲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大马路”（现在的金陵东路）开了一个药材店，叫“天吉堂药材店”。请了二十几个工人在后院制作“人参再造丸”。高薪请李松山坐诊前堂。

黄楚九生产的“艾露补脑汁”，做的广告是“艾露补脑汁 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我父亲则是在““天吉堂药材店“大门两边分别贴上：

人参起死回生 再造七级浮屠

红底金字，分外耀眼！

也正是依靠这个“人参再造丸”，我家蒸蒸日上、很快发了财、挣了钱！

这个“天吉堂药材店”是我父亲自己选材订货、平时雇佣着一个账房先生、父亲自己还带着俩徒弟。

我们药材店进来的中药材是论“担”、一担100斤，每次几担、几担用麻袋装着进来；而卖出去的时候，则是用专门称药材的“戥子”几钱几钱的秤，所以利润特别大。

（称中药的秤 俗称”戥子“ ,学名“戥秤”或“药秤”）。

我父亲信佛，发财了，心心念念想感恩，就又想开一个香烛店做香、做蜡烛，敬奉菩萨。

于是他就在爱多亚路（现延安路）和浙江路（东兴桥）交界处开了一个蜡烛店，起名叫“源丰润香烛店”。在这里请了做香、做蜡烛的高手师傅来做香、做蜡烛。

我们家香烛店做的香主要以祭祀类为主。

从形态上分，有塔香、签香、盘香、线香等；

香气呢，分檀香型、沉香型、桂花香、复合香型等……

不过我们店里做得最有名的香还属“雷音香”。

我父亲曾经对人吹牛说：这个“雷音香”的方子是专门从西天雷音寺“求”来的。

不过吹牛归吹牛，确实也是用了好材料的。

我们店里货架上面香的品种很多，琳琅满目。

我们做的蜡烛也很特殊：比如一斤重的蜡烛，中间有一根麦秆、把一根竹纤插在那根麦秆的芯里，要求必须一条线、不能弯。 一根纤子上挂6、7根蜡烛。

蜡烛的外面则像弹簧一样缠了一圈“通草”。因为“通草”虽然细细的，但是有韧性、不会断。

然后把印度产地、像蜡一样的“臼油”放在铁桶里化了，搅得稠稠的、把用纤子挂着的蜡烛芯放下去泡一下，一排排的挂好。

等蜡烛冷了、干了，再一回回地泡。就这样循环往复，一根蜡烛要泡二、三十次呢。

这么认真、这么用心、这么辛苦做出来的蜡烛，蜡烛芯在正中间、一点也不偏，周围的蜡都很均匀，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不会流泪”！一直到蜡烛燃尽，蜡烛始终干干净净，周围没有“蜡烛滴”！

所以我们家做的蜡烛远近闻名，很受欢迎，回头客也特别多。

由于我们的“源丰润香烛店”地处东兴桥、靠近六马路，是上海的繁华地段，父亲抓住这个有利条件，也效仿黄楚九的生意门道，不失时机地为“源丰润香烛店”到处做广告。

我们店蜡烛的商标是“济公活佛”；意指杭州灵隐寺的“济公”。加上蜡烛质量好，生意非常火爆。

我父亲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心血。

想想父亲那时独自打理那么大的产业、养那么大一家子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二）

之后，我父亲在佛教的“红卍字会”开始筹建“朝山进香团”，也就是类似现在的旅游团吧。

父亲就是想组织信佛的人们到浙江的天目山、灵隐寺、南高峰、北高峰、普陀山（上天竺 下天竺）、苏州的灵岩山、四川的峨眉山等各大佛教圣地去进香拜佛。

“朝山进香团”的客人需要先到我们的香烛店接待室登记。接待室由一位老先生专门负责接待。

接待室内全是高档的红木家具，还备有茶水、点心、水果接待客人，冬天还有火盆取暖。

负责接待的老先生认真地向客人们逐一介绍：到哪个庙进香该选择什么香合适，一边介绍，香客们就一边订货，每次一订货就订出去几十斤、甚至上百斤。

有时候香客们买香买得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拿，还得叫个小伙计帮忙服伺着或者送货到家。

那时的生意就是这么兴旺。

生意好了，我父亲就在每个朝山进香的地方开分店：杭州、苏州、普陀山、甚至四川都有我家“源丰润香烛店”的分店。

只要香客付了钱，掌柜的就给他们写银票，凭这个“源丰润”的银票，就可以参加我们“源丰润香烛店”的“朝山进香团”。

我们“源丰润香烛店”还给每一个香客免费发了一个用黄色缎子绣制的“香袋”，“香袋”上用红丝线绣着“朝山进香”四个字。

我父亲长期包了几个火车车厢，里面有软席、硬席等，事先就根据银票编好了“XXX老板、XXX太太……”的名号，留好了位置，对号入座。

凡是朝山进香的香客，火车上的餐车免费给香客提供饭菜。只要香客上了火车，一直到目的地，一切都有专人服务和接待。

香客到了杭州的话，有专人接站。

杭州当时没有汽车，都是轿子。轿子也都编好了号、例如：王先生、王太太、李少爷……。

“朝山进香团”已经提前包好了沿杭州西湖的旅店里最大的房间，高等房间面对西湖。

”朝山进香团“安排得很周到：给一人安排的是一人单间、两人是双人房；房间可以根据香客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付款，然后客人只要去游玩就好了。有玩三天的、七天的不等。

西湖有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杭州有灵隐寺、岳坟、上天竺下天竺、天目山；

苏州有灵岩山、玄妙观……

四川的名山庙宇多，主要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的万年寺、宝光寺、报国寺、乐山大佛……等等等等。

到四川进香和游玩的时间就会长一点，七天吧。

游玩罢了，父亲已经在当地都安排了专人细致周到地安排香客返程，直到香客顺利、满意地返回到原地儿为止。

“朝山进香团”的主要客源是上海和杭州的上等人士、有钱人、大财主。

“朝山进香团”的接待和“导游”呢，父亲用的全是男的，没有女的。

每个导游都经过了一定的基础培训，要求他们把客人伺候的舒舒服服。

所以，“朝山进香团”人气很旺、生意很好。

我家就这样在父亲手里发家了。

父亲把杭州的“毛巾厂”停掉了，把房子改建成了很大的、独门独院的住宅：其中有几间大房子用来生产和销售蜡烛，就在我们自己家里做，既是店铺又是住宅也是工场，前店后宅。

我们一家人一起在那里生活，那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

（三 ）

家里生意这么兴隆，父亲接着又开了一间“锦绣绸缎庄”。

“锦绣绸缎庄”的绸缎都是进的当时比较流行的上等绸缎。平时有账房先生日常打理、还高价请了3个手艺特别好的裁缝师傅负责裁剪、另外还有几个缝制的女工。

“锦绣绸缎庄”既卖布料，也定制衣服。来光顾的全是上海官宦的阔太太和一些明星大腕儿，大部分都是订做旗袍。

由于裁缝师傅的手艺好，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太太们经常相邀“慕名而来”。

时间长了， “锦绣绸缎庄”在我们那一片儿也颇有名气。

这样，我们家就拥有“天吉堂中药材店”、“源丰润香烛店”和“锦绣绸缎庄”三个大的商铺。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思维是比较超前的，他确实是经商的“奇才”！

遗憾的是，父亲不让两个妈妈掺和生意，我们弟兄又都太小了，虽然也看到一点父亲的各种经商手段，但都是“半瓶水晃荡”，帮不上他什么忙，全是父亲一个人在忙碌和打理，根本指望不上我们，可想而知，父亲是非常辛苦的。

生意兴隆了，家里的生活也比较奢侈。真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家里客户和亲戚朋友不断，天天高朋满座、门庭若市。

家里佣人很多，有七、八个吧：有专门伺候两个太太的、有负责照顾孩子的、有厨子、有负责清洁和招待来客的，还有专门伺弄院子里花花草草的花匠。每天都看见他们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

女眷们则天天就是在大厅里搓麻将，满屋子稀里哗啦、吵吵闹闹的声音、天天都像过年。

家里招待贵客用的餐具也很讲究，都是象牙的、银子的、都是一套一套配齐全的；还有专门吃螃蟹的食具； 家里面来贵客的时候，女眷和孩子们是不允许上桌的。

我家的院子里摆了几张大方桌，每天几乎就是流水席，亲戚朋友们进门坐下就吃饭，有时候都不知道认识不认识。

（编者：想起来就好笑，我和先生那年在广东中山受聘，我俩在饭店里吃饭，有个陌生人一直看着我们，我以为他是乞讨的，可先生拉开椅子让他坐下吃饭，我以为先生认识他，稀里糊涂的他就和我们吃了一顿饭走了！吃完饭了，才知道根本不认识！后来我了解了先生的家史，自己猜想，也许先生还下意识地生活在他家的过去吧）。

那时，晚上店铺上了挡板关门了，管家和伙计们就把收来的铜板拿簸箕一簸箕一簸箕的、哗啦哗啦地往柜台里面倒，然后秤好装进麻袋里。那时候觉得真开心，无忧无虑的、我丝毫没有料到以后我家的大起大落和天上地下般的巨大变故。

（四）

我父亲一共娶过三房太太。

第一个太太，叫李月英，舟山人，她家在当地是有钱大户，但是婚后却发现她不能生孩子。

于是我父亲去抱了一个人家的私生女， 小名叫“招宝”，有时也叫她“招弟儿”，父亲希望第一个太太以后能生个孩子，最好是儿子，结果她还是一直不生，父亲很失望。

父亲急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李月英家里曾经帮助过我父亲，人又太泼辣、太厉害，我父亲不可能离婚，也不敢提出离婚，就想要娶二房。

李月英开始不同意，我父亲就答应李月英：如果二房头胎生的是儿子，就过继给李月英。

毕竟老观念“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李月英也就同意了。当时父亲和李月英住在上海。

第二房太太就是我妈。

我父亲和我妈结婚时，我妈16岁，婚后和父亲住在杭州。

我们子女陆续出生以后，父亲让我们叫李月英是“上海妈妈”。

我妈头胎生我大哥荷宝的时候，是在上海。

生下荷宝哥后，我父亲便按照当时对上海妈妈的承诺，把荷宝哥过继给了上海妈妈，上海妈妈怕将来荷宝哥知道自己的身世，和她不亲，就让我父亲和我妈在杭州住，她自己带荷宝哥留在上海。

我妈妈是生头胎啊，当然舍不得，为此伤心难过了很久，直到二哥桂宝出世。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妈妈那时候每天就是和一些阔太太们一起打麻将。

反正家里有钱，到吃饭的时候，就从各个有名的饭店里点各种各样的小点心：什么生煎了、蟹黄包了、排骨面了、各种糕团了等等……那些饭店就派伙计用那种专用的木盒子给送来。

有时候，我妈打麻将输了，手头儿没钱了，就摘下项链、手镯或戒指、耳环，让我和她一起拿到当铺去当了，当个一、两千块钱，拿来再赌，如果又输掉、再去当，等有钱了再去赎回来，我看着真心疼。

父亲后来又娶了第三个老婆，不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名字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个三房太太也没有生孩子，和我妈也没有来往。

我妈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都用小名）

大哥： 荷宝 （过继给了上海妈妈）

二哥 桂宝 （8月15生的）

大姐： 凤宝

二姐： 云宝

我： 张雨标 阿天 新宝

（开始我一年级二年级都叫张雨林，后来觉得念不清，三年级时凤宝姐给我改名叫张雨标）

弟： 嘉宝

弟： 定宝

妹： 杏宝

弟： 林宝

弟： 维宝

弟： 晨宝（同母异父 ）

加上第一个要来的大姐，我家兄弟姐妹共十二个，每个孩子有一个奶妈。

我奶妈的名字我不知道，只是长大后听说她人很漂亮，手脚勤快，干净利落，很疼我，我父母都很喜欢她。

就是有一天有个男人给了她一个铜戒指，骗她是金的，那个男人以此骗她去拍了一个裸体照。

我妈知道这件事后骂了她一顿，让她走，不用她了。

那时候我两岁多。她走的时候还抱着我直哭，舍不得我。

我离开奶妈后就一直跟着陈干娘，她是浙江长安县许村人，是个寡妇，跟我妈沾点亲，叫我妈是“三妹子”。

我到许村呆过几天，最喜欢吃陈干娘用黄豆做的豆沙糯米饼。每次我走的时候陈干娘还给我带很多。她要是到杭州来的时候也会给我带很多来。

我小时候还在许村捉过螃蟹，晚上拿个煤气灯（那时候叫马灯）放在河边上，不大会儿，煤气灯的边上就爬满了很大的螃蟹，叫“湖蟹”，也就是现在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根本不用去买来吃。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身体瘦瘦长长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他们都叫我是“麻杆儿”。

毕竟我是男孩子，父亲还是很重视的。

为了让我能没病没灾、健健康康的长大，父亲曾经找人帮我做法事，让我拜“黑白无常”为干爹，意在祈祷鬼神不要带走我，保佑我一切平安顺利！

注：黑白无常，亦称无常。是汉族民间文化中的一对神祇，也是最有名的鬼差。

因为我荷宝哥长得好看，而且长得越来越英俊，上海妈妈喜欢荷宝哥喜欢的不得了，特别宠他。

荷宝哥上学上的是上海很有名的“格致中学”。他的字写的很漂亮、英文也很好，还能和英国人对话呢。

其余我们这几个孩子里，男孩里上海妈妈喜欢我、不喜欢桂宝哥和嘉宝弟；女孩里上海妈妈喜欢凤宝姐，凤宝姐是女孩里的宝贝，上海妈妈不喜欢二姐云宝。

二弟林宝的奶妈是义乌人，兔子唇，我们背后叫她是“缺嘴儿奶妈”。

荷宝哥呢，仗着上海妈妈喜欢他，在家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家里后来都破产了、很穷的时候，大家已经吃不起排骨面，都吃阳春面了。

可荷宝哥睡到半夜里还要吃排骨面，而且非要两块大排骨。

那时家里已经遣散了所有的佣人，上海妈妈就自己亲自给他去买，我们几个弟弟都对他很不满意。

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弟弟都小，平时调皮，也只有荷宝哥打我们的份儿。

荷宝哥打我老是打我的脖子，一巴掌打下来，火辣辣的疼，他叫我讨饶，我咬紧牙关就是不肯，还和他犟嘴：“你打吧！我现在打不过你，我会长大的，等我长大了我也会打你！”他一听越发的生气，更往狠里打我，可我就是拧、就是不服软。

荷宝哥虽然有些纨绔子弟的做派，但是他的爱国心却是很强。

1935年1月28日，日本人占领江湾虹口一带，成立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荷宝哥看到日本人的坦克开到闸北，日本士兵横行霸道，任意欺负中国人，气得咬牙切齿，握着拳头对我说：“阿天，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他们凭什么就敢在我们这里称王称霸！中国政府惹不起他们，不敢跟他们打，我不怕他们！将来等我长大了，我非要狠狠地揍他们！”我从小也受到他的影响，也特别憎恨日本人。

（五）

我5岁那年 ，奶奶去世了。

奶奶死后，家里就一直走下坡路。

不得不说，我父亲那时经营生意的头脑还有思维都是很超前的。

他看到那些买我们家蜡烛的香客去南海观世音菩萨那里和普陀山、灵隐寺等地烧香拜佛的人很多，但是交通不方便，他就想：我已经组建了一个“朝山进香团”，如果再买一条游轮的话，就不用去包别家公司的船了，就可以形成“一条龙服务”，既满足了“朝山进香团”的需要、也解决了生意上运送货物的问题。

他很快下了决心！

当时国内只有江南造船厂，还不会建造大的游轮，我父亲就到国外定了一条游轮。

轮船回来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特别兴奋。

这条船很大，有三层：上面是客舱；中间有餐厅、最下面是载货物的地方。

父亲很郑重地找人给这条船起名：“长海远洋号”，父亲他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父亲很虔诚地信佛，他非常感恩菩萨。

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祈福许愿是很准的，每天都有好多人慕名而去。

普陀山整个岛的空气十分清新，好像有仙气飘飘渺渺，感觉与外界隔绝了一样。

父亲订做了一个很大的铜香炉，有一米高吧，两个人环抱那么大的圆鼎型，捐给了普陀山。他虔诚地希望缘泽天下、希望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保佑他的事业发达！铜炉下方刻着父亲的名字。

（因为年代久远，当时的庙规模没有现在大，前两年我也曾叫家人去普陀山庙里看看这个香炉是否还在，没有如愿）。

1935年，我8岁，我家新游轮“长海远洋号”在上海黄浦江口举办下水典礼。

我父亲和当时上海滩有名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来往甚密，邀请了他们参加典礼。

黄金荣好像没有来，杜月笙和张啸林都来了。父亲的其他商界朋友也都来了。

我家凡是在上海的家人、亲戚好友悉数到来。我亲妈没有参加，凤宝姐、云宝姐和我都参加了，我外婆家亲戚也来了三、四十个人。

港口张灯结彩放鞭炮、放气球，排场挺大、场面热闹非凡、很是风光。

新游轮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小旗子，从上海缓缓启航开往普陀山，我和两个姐姐也随船出去玩耍。

船上载满了游客和货物，船上供游客玩乐的麻将就好几桌，还提供游客抽鸦片。

第一次出航，”长海远洋号”顺利返回，全家都很高兴，父亲更是信心满满。

回来以后，我们休息了半年，我也因此耽误了一学期的课程，云宝姐留在上海，我和凤宝姐回到杭州。

可是不到一年，“长海远洋号”出事了。

“长海远洋号”在海上行驶中，遇到了大风大浪，船上的大副束手无策，惊慌失措中，“长海远洋号”在吴淞口撞了暗礁，游轮在慢慢往下沉。

船长在海上惊慌失措地给我父亲发来电报。

随船的客人暂时没事儿，但是运载的货物却都沉掉了。

当伙计把电报送给我家的时候，父亲慌了，他叫人赶忙去请了律师，要求律师妥善处理，但是父亲还是受了惊吓和打击、又胆小怕事，为了避风头，躲了。

警察局和法院的人很快来到我们家，把我家的药材店、香烛店和绸缎庄都贴了封条。

经过法院调查事故，我们才知道：船呢，并不是新船，是造船厂把旧船翻新给我们了，父亲不懂有关船的技术知识、我们又小，被商家捉弄了；另外，船上用的船长兼大副，是上海妈妈介绍来的，他本来只是个三副，上海妈妈为了照顾自家亲戚，对父亲谎称他是大副，冒名上船，遇到大风大浪的紧急状况处理不了，结果造成这种惨烈的局面。

三副也被警察带走了。

众多的货物债主乱哄哄地拥往我们家，见着值钱的东西就拿，好像鬼子扫荡。

我在杭州的家里，看见客堂间原来过年供菩萨用的两张红木八仙桌，八张红木镂花的椅子、四个茶几、还有房间里面红木抠花的大床、红木圆桌、椭圆形的凳子、立柜、五斗橱、都叫债主拉走了。

院子里我父亲最喜欢的上千盆兰花也叫人家搬走了。

兰花自古以来就是典雅高洁的象征，它虽貌不惊人、看似普通，像极了一颗小草，却是百花里最为独特的花。

兰花“香”、“花”、“叶”三美俱全，又有“气清”、“色清”、“神清”、“韵清”四清，而最让我父亲痴迷的则是兰花的那一缕幽香。

我父亲一生酷爱兰花，他爱兰花爱到极致，一看到兰花就久久挪不动脚步。

家里名贵的兰花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其中有素冠荷鼎、寒兰、春剑皇梅、鬼兰这些名贵兰花，听说有的价格昂贵、一生都难以见到。

常见的春兰、蕙兰、建兰、墨兰、春剑、莲瓣兰，这些兰花更是千娇百媚，各显风骚。

家里还雇了两名花匠专门打理这些兰花，每一盆兰花上还都挂了标牌、写着兰花的名字，院子里面一年四季香风四溢。

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这一嗜好，每次看到兰花，都是只看不动手。

有一次桂宝哥不小心跌倒了，正好压在了几盆兰花盆上，压坏了兰花。父亲知道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我妈去阻拦，还把我妈推了个趔趄。

父亲如此珍爱兰花，我干脆对这些兰花“敬而远之”。但是当场看见这些父亲钟爱的兰花被人抢走，心里还是很痛、很不是滋味。

（六）

经过这场劫难，家里被债主“扫荡”，又没有人打理，一下子荒凉了、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

后院偌大的花园里的玉兰花开了、那么多的蔷薇、牡丹花也都没有人欣赏；养了多年的一只乖巧的、很会说话的八哥，我妈妈也把它放走了；金鱼池里的金鱼也没人换水了、水浑浊得很、还散发出一阵阵腐水的味道；后院的柿子树下掉满了柿子，铺满了地面。

那两间西式住房和西菜间里的物品也被人搬光了。

真真是满目凄凉。

法院限时让我们家搬走，家里的房子也不让我们住了。

我妈只好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和闲杂人等，给他们结算了工钱，发了路费 ，让他们回家了。

我妈只收拾了细软和一些值钱的东西，带着我们离开了家。

我们前脚一出门 ，大门上马上就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我们小孩每人身上也都背着大包小包，可像逃难的了！其实也就是逃难！

我妈带着我们在杭州“藩署”前、桂林里，租了两间石库门的房子住下来。

从这时起，我们家破产了。

虽然是家已经不像家了，但是我们小孩子仍然还在上学，凤宝姐住在学校上高中，我上小学四年级。

我妈妈喜欢我，我在家比较受宠、受溺爱、很任性，但是学习方面我却很差。

我也爱睡懒觉，还逃过一次学。

那天我到学校的时候，学校已经上课了，我不敢进教室，就在学校操场上晃荡，等学校下课，我就跟着人群回家了。我妈不知道，还以为我上学在学校呢。

第二天，那个男的马月华校长说：“你不用来上学了，背上书包回去吧！”我吓得半死，哭了。

马校长问我：“你昨天为啥不来上课？”我说：“我睡醒一觉跑来，学校已经上课了，我怕大家知道，不敢进来。”他说：“那我一点名你不在，我不是还是知道了？你这还上什么学，回去吧！”我一边哭一边说：“马校长，我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一次吧！”

我妈知道了，打了我一顿，事后又抱着我，哭着说：“阿天，现在家里不如从前了，好不容易你还能上学，你还逃学！”

我看妈妈哭，我也哭，我说：“妈，我再也不睡懒觉了，我好好上学！”

我妈又带上礼品到学校找马校长说了好多好话，学校总算又让我上学了。

（七）

张啸林，原名章小林，出生于浙江慈溪。

张啸林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他的大老婆是我父亲的表姐，我叫他是“啸林伯伯”，他们没有儿子。

我父亲那年去天竺那里烧香拜佛的时候，给他抱回一个刚生下就被遗弃的男婴，张啸林高兴坏了！视如己出，给孩子取名：张海尧

孩子“满月”的时候，张啸林张灯结彩、大办酒席，我父亲带着我妈都去了，张啸林把我父亲和我妈请入上座、殷勤款待。

张海尧长大以后张啸林送他去法国留学，改名：张法尧

我们和张啸林两家之间素来有交情。 张法尧叫我父亲是“小伯伯”。

张啸林当时在上海颇有势力。

看到我家出了这样的事，张啸林出面对警署说，我们家的店铺都是他的，所以警察局就把我们家的几间店铺都解了封，全恭恭敬敬地归还了张啸林。

张啸林和我父亲约定，表面上店铺是他的，实际上还是我家的，挣的钱还归我们家。我们可以随时去取钱用。

张啸林这么仗义，我父亲很感激他。

张啸林1936年开始接手我家的“源丰润香烛店”、“天吉堂中药材店”和“锦绣绸缎庄”，加上他自己的商铺，统一改名为“林记商铺”，生意做得很大很兴隆。

我父亲在轮船出事不久以后去了台湾，我们就在上海跟着我妈生活。

开始我妈经常带着我去我家原来那几个店里走走转转，顺便也拿些钱给家里开销，一家人生活也还过得去。

后来张啸林在国家最危难之际当了汉奸头子，嚣张跋扈，我父亲又明显不满意他当汉奸，两人之间有了隔阂，张啸林开始变卦了。

他开始矢口否认我们家的店，说我们家的店本来就都是他的，我父母只好假装没听见，不接话。

关系变成这样，等我妈再带我去店里拿钱的时候，张啸林的手下人就开始没有好脸色了，总是说没有钱，敷衍打发我们，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接着，无意也无力去争。

再以后只好由上海妈妈出面打字条向他们借钱，日子变得艰难起来。

过了一段儿，父亲回来了，但是不敢去租界居住 。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才又逃到租界里，隐居到闸北。

我父亲那时拜黄金荣是“老头子”，同参杜月笙、张啸林；同时又是“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在生意圈里人脉比较广，在上海也有一定地位。

这段时间，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

我妈妈带着我舅公、桂宝哥、我、还有金龙4个人租住在东新桥2号（也就是现在的闸北宝山路宝兴里）是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

这种房子里最大的是三上三下的，租得起的算中等家庭。倒是还有上等的西式洋房，我们根本租不起、也不敢想。

我这个舅公呢，实际上是我上海妈妈的舅舅，他看不惯上海妈妈，所以很早就带着我弟弟金龙从上海到杭州来找我妈妈，我妈妈收留了他，他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家随后又搬到了派克路（现在的黄河路），一家人分了几处：我和我妈住在一个瞎子算命先生的小店楼上；招宝姐则住在上海外婆的外甥、我们叫他舅舅的家里。

上海妈妈娘家很有钱，她自己也有私房钱。她在上海另外买了一处房子，和我父亲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

（八）

1937年， 我父亲的朋友们看到时局紧张，纷纷逃往租界。

我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我们全家也前往租界避难。

我父亲把家里的红木家具还有几十盆兰花雇人搬出来运走了，运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动乱年代，迫不得已，父亲只好挪走了他的心爱之物，但也就此再与兰花无缘。

我们是在“八.一二”那天晚上从家里逃难出来，前往租界的。

出了家门，我们惊讶地发现，马路两边都是部队，月色中黑压压的一片。

荷宝哥好奇地上前向战士们打听他们是什么部队？

一问才知道，原来这是人们熟悉的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中国守军第87师和88师。

“一·二八事变”，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的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

中国守军第19路军全体将士同仇敌忾、猛烈抗击日寇、与敌人白刃肉搏、血战不屈的精神在老百姓中记忆犹新、广为流传！

上海民众始终都记得他们！

时隔5年，中国军队重现上海！

我们弟兄几个看见每个战士都身穿短袖军装、一把带红绸的大刀背在身后、腰间佩戴一把小手枪，英姿飒爽、威风极了！我们好羡慕！也幻想着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去当兵！也要去打日本！

第二天 ，也就是8月13日上午

日本驻上海的海军大山勇夫大尉率领士兵用军用汽车冲击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军用机场，被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的中国军队拦击警告无效后击毙。

日军借此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拆除全部军事设施、驻军部队全部撤离上海；同时日本政府向上海增派了他们的部队。

“八一三”事变就此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揭幕！

这是上海军民在5年内经历的第二次战争！

这也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一场残酷壮烈的战斗！

这时的我，隔岸看到了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看到了千千万万抗日之士不屈不挠的英勇牺牲，看到了无数无辜市民惨遭炸死、看到了上海所有民众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一致抗日的坚强决心！

我每天都沉浸在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之中！虽然那时我才年仅10岁！

8月13日上午9时

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势，首度出战的中国空军，将日本“木更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航空队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其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

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一时之间，中国空军飞行员成为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8月13日至9月10日

中国军队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驻上海的数千日军，也曾一度逼近到日军司令部大楼。

但是日本的援军到了，日本军队的4艘航母、70多艘军舰开到黄浦江及长江口，“一”字排开，向着上海市区肆意开炮！

轰炸之中，成百上千的无辜民众在硝烟中奔跑、受伤、死亡！

鲜血染红了大地、染红了黄埔江畔！

日军的侵华战争带给了中国人民莫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者欠下了中国人民累累血债！

8月23日～9月

日本“上海派遣军”成功登陆，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下，伤亡很大， 日军向大本营请求继续增援。

9月中旬

源源不断的日本总兵力已经多达20万人！

蒋介石也发布了“全国动员令”，他说：“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并抽调各地部队向上海增兵。

但是中国当时无论装备还是铁路、公路，条件都很差。

早在7月，桂系21集团军就已经开始徒步从广西边远地带赶往全州，一路上，所有辎重全靠士兵和民夫肩挑背扛，因此行军速度极度缓慢。

好不容易到了全州，部队就马不停蹄乘船赶到湖南衡阳，转火车到武昌，再乘船渡过长江，再转火车北上，前往南京。

由于日军飞机轰炸，士兵们途中还被迫下车急行军了100多公里，才进入上海。

直至9月，这些援军才终于最后来到淞沪一线。

“淞沪战役”已经是动员了当时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兵力，70多万大军。

以前打内战的时候，这些军队互有恩怨，互有摩擦，勾心斗角；但是在外来敌人面前，却都是深明大义、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坚决抗战！

明知道最终是战死疆场 ，但这些爱国的将士们毫不犹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都只为把倭寇彻底消灭，打一场扬眉吐气、保家卫国的“国战”！

9月11日～11月4日

集结完成的20多万日军，开始向上海发动全面攻击。

淞沪战场，没有天然屏障、无险可守，中国军队不得不修筑战壕。但是仅仅下挖1米，地下水就会溢出，士兵们只能趴在水里作战。

日军巡洋舰上口径200多毫米的大炮，一炮的威力可以笼罩大半个足球场的范围。

从各地仓促赶来的部队，几乎连完整工事都无法修筑，全凭血肉之躯承受着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日军炮弹！

中国军队常常整连整营的被敌人的炮火毁灭！

中国军队的军车每天日夜不间断地行驶，把一车又一车的部队投入战场、加入火线。

战斗打得惨烈、残酷， 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的战士瞬间倒下！

战壕被炸平了，士兵们只能用战友的尸体构筑工事， 大地上流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

上海打成了废墟！

黄埔江畔成了人间地狱！

这一时期，虽然我们是在租界内，但也是“夜无宁日”、人心惶惶！

这一时期，上海报纸的广告每天都在号召民众募捐，动员民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万众一心、团结抗战、誓死消灭小日本！”

这个令人亢奋的举动，被民众称之为“献金运动”。

因为战争的双方都不愿得罪英美等国， 所以租界里面和外界绝对是两个世界：租界里面依然是“太平天下”，住在里面的上流人们依然看着好莱坞电影，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而很多难民都冒死跑进租界里避难。

10月17日

日军又从华北调出第16师团加入到上海战场，上海日军已高达30余万人，而华北方面的日军削减为20余万人。

国民党统帅部的目的达到了，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已经由华北转移到上海了。

10月26日

大场失守。

闸北、江湾的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0多万大军不得不西撤。

10月30日，国际联盟会将要在上海召开一个“九国公约会议”。

因此国民党高层还抱有一个期望：上海属英美势力范围，一旦开战，日军将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预！如果在10月30日的会议召开时，中国仍能有一支部队在上海守卫，便能够表明中国的立场，吸引到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

于是，10月26日清晨，蒋介石做出决策，命令88师师长孙元良奉命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

（九）

“四行仓库”只与英美租界相隔一条苏州河。

这个团由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率领，奉命坚守楼高墙厚的“四行仓库”。

说是一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营的兵力，400多人。

10月26日夜

部队进驻四行仓库。曾有英国巡逻兵隔着苏州河询问驻兵有多少人，谢晋元团长回答称“800人”。

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媒体采访时，谢晋元团长称“四行仓库”守军有“800人”。这就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实际上，当时四行仓库内的确并没有那么多兵力。

这个营由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排组成，“编制”算满也只有400多人。

10月27日清晨

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内仍有中国守军，便立刻发动进攻，受到“八百壮士”的猛烈还击。

战斗打得异常英勇！虽处劣势，但全体勇士顽强抵抗，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说出来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对面炮火连天、震耳欲聋、硝烟弥漫，可是众多的老百姓就站在隔岸租界内观战。

他们激情澎湃、紧握双拳，仇恨着侵略者的暴行，担心着战士们的安危，为他们呐喊助威！这是任何其他战争中都看不到的奇景！

我那时候虽小，但是也不知道害怕，也是经常挤在人群中，看到对岸战斗激烈，心情也是异常波澜起伏：为士兵们的英勇而激动！为那么多人瞬间的惨死而难过！为日本人的毫无人性而愤怒！经常是“怒发冲冠”、仇恨满腔！

10月28日

谢晋元团长向官兵传达了“死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最后命令。

这场战斗直打得昏天黑地，壮士们都很英勇，他们弹尽粮绝，没有援兵、没有退路，孤军奋战，连“青天白日”旗都被炮弹炸没了。

随着“八一三”淞沪之战进入尾声，“四行仓库”所在的闸北已经被日军占领，到处挂满了血腥的太阳旗。

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群情激昂，隔着一条苏州河，市民们自发地制作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10月28日晚

由香港一个参加过中国童子军的队员～杨秀琼把旗帜用桐油纸包好，冒着生命危险从苏州河向对岸游过去，送到88师、送到“四行仓库”守军手中。

上万民众目送杨秀琼，场面极为壮观！

10月29日清晨

当“四行仓库”的楼顶缓缓升起这面旗帜的时候， 南面的堤岸上，老百姓人山人海，看到这面旗帜升起，沿河两岸观战的上海民众欢呼雀跃、高声呐喊、激动万分！这场面令人极为震撼！

此举轰动了全上海！

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民众称之为"八百壮士"。

从10月26日至31日，“八百壮士”孤军奋战整整5昼夜，击退日寇数十次进攻，毙敌200余名，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我国历史上豪迈自豪地称“八百壮士守四行”！

10月31日凌晨

“八百壮士”奉命全部撤进公共租界。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胜利结束！

此后，汪伪政府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均被其严词拒绝。

1941年4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谢晋元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士兵用匕首刺死，年仅37岁。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

这是当年一段最流行的歌颂“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拼死抗敌的歌词，上海市民几乎人人都会唱！

“谢晋元团长”和 “八百壮士”（上海市民也称之为“八百孤军”）英勇无畏的精神，被人民群众广为传颂，它激励着全国人民英勇抗日、也永远被载入了历史史册！

谢晋元团长也成了我心目中最仰慕的抗日英雄！

11月5日清晨

日军第10军6万余人，在金山卫登陆，与北部的日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中国军队被迫撤离战场。

11月12日

上海地区全部为日军占领

战斗打得很惨烈，闸北、虹口、南市、浦东都被日本人占领，中国一部分军队无处可退，退到了英租界里，枪也全被英国人没收了，部队住在“胶州公园”里。

这天，“八.一三淞沪会战”宣告结束。

历史上记载，这次“淞沪会战”期间

日军 投入30余万人 死伤4万余人

中国军队 投入75万余人 死伤33万人

战斗中 中国军队阵亡 校尉级以上军官近千名

包括

中将 1人

师长付师长 4人

团长 28人

营长 44人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八年中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战役！

千千万万的战士牺牲、千千万万的平民倒下，但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没有屈服！

中国军队铮铮铁骨、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

也就是1937年的这年，我父亲和我妈离婚了。

我记得那天，我妈妈带我去照相，她抱住我哭了很久，告诉我，她要走了，我们兄弟姐妹以后要和父亲去上海生活了，要我照顾好自己。

我那时10岁，对大人的事并不懂，只是听到我妈要走了，很舍不得，也跟着哭。

我妈妈后来去了台北，嫁给了一个台北警备区的司令长官，留下我们和上海妈妈的舅舅住在一起。

逃难的生活是惊慌不定的，我父亲和上海妈妈后来找到我们弟兄三个，和我们住在一起。

住了几个月，父亲嫌房子小，我们又搬到七浦路、甘肃路10号。我记得七浦路那里有个新衙门。

这里有个德兴坊，我们住的是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楼房。

房东有两个儿子，白义厚和白义阳。他们是回族人。也是我以后的难友白义权的堂弟。

这期间， 我父亲看见战斗激烈、伤员很多，逃难的人很多，就开办了“红十字会难民所”。

上海一流的电影院也都成了难民所。

“红十字会”参与了抢救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伤员，荷宝哥和我也参加了救护队。

我们戴着白底红十字的袖标每天汗流浃背地帮助抬伤员、背伤员，根本不知道疲倦；

我虽然小，但是我可以给伤员清洗伤口、喂水，帮助护士来回抬担架。

看着数不清的伤员牺牲了，我们常常泪流满面。

我父亲先后一共建了6个难民所，收容了好多的伤员和难民。

父亲在我们的店铺里让店员天天用大锅熬粥给难民们喝、还组织人们为难民募捐。

我们几个孩子都经常捧着、背着募捐箱在大街上募捐，募捐来的钱就给难民们买食物，买衣物。

父亲随后还办了“难民学校”，让难民的孩子们能临时上学，请义务教员教难民的孩子们读书。

招宝姐和云宝姐都是义务教员，她们没有工资，而且也住在难民收容所，一礼拜回一次家，回到家就在家门口脱下衣服抓虱子、用开水烫虱子。

这时候的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骤然高大了起来！

我不像以前那样觉得他冷漠、不讲人情、只知道赚钱了。我对他有强烈的爱国心、竭尽全力搞慈善、不惜一切帮助难民的举动特别钦佩！也特别乐意接受他派我去做任何有益的事情！

这也是我后来历次运动中没有和他划清界限的原因！

当时有个“中华中小学”，战争期间，让难民的孩子义务上学，短期不收学费。我在那里念了一个学期，考试得了个第五名。

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如果大考能考到前三名，就可以继续免费上“中华中中学”，也可以一直在这个学校读下去。还可以得到助学金。

我上学的时候，家里正困难，没有出过一分钱。我用的铅笔都是拿同学剩下的铅笔头，裹上报纸卷一卷来写字。

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晚上点个小煤油灯还要温习功课，就想争取前三名、争取助学金。

到了期末考试这天，我早早就起来了。

昨晚就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走就是了。

一推房门，房门被反锁了，想什么办法都打不开、出不去！

我抬头看看窗户，窗户很高，爬不上去。

我使劲揺房门、使劲喊人，没有一个人答理我。

我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饭也没吃，哭了整整的一天，这件事儿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房门锁不知什么时候开了！我好恨啊……

早晨，听邻居说，他们听到我哭了，也听我上海妈妈说家里供不起我上学， 也雇不起佣人了， 上海妈妈是想要让我留在家里帮忙干活。

后来，我果然要每天早起倒马桶、劈柴火、生煤球炉、烧泡饭、洗碗、扫地、 擦桌子，背弟弟，上海妈妈一会儿“阿天，拿这个”、一会儿“阿天，你去干那个”。

我每天手不停脚不停，还要经常受后妈的气，跟着后妈的日子真不好过，离开妈妈的孩子真苦啊！

我曾经和上海妈妈商量，如果同意我去上学，家里的活儿我也保证不耽误，但是上海妈妈根本不理睬！

慢慢地，我也觉得没有指望了，也就闭口不提上学的事儿了。

我经常晚上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以前我们一家在一起幸福快乐的日子，想我妈对我们的疼爱，经常淌着眼泪熬到天亮！

（十一）

南京大屠杀时间：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

这又是一段令所有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恨家仇！

南京失守以后，上海结束了战争。

汪精卫上台了，他仍叫“国民政府”，挂的也是“青天白日”旗，就是旗帜上加了个▽型的黄条条。

汪精卫声称是“和平反共救中国”，民众一般都叫他是“和平军”。

“淞沪会战”结束了。

伤兵救治任务结束以后，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一下子闲了下来，荷宝哥无所事事，又吊儿郎当起来。

有一天，荷宝哥突发奇想，想做生意挣点钱，就去借了间农民的房子，叫我和他一起学做粉笔，然后拿去卖。

我们做好粉笔以后就去各个学校推销。

但是打仗时期，学校也不景气，粉笔卖不掉，只好送给了难民收容所的义务学校，这个收容所至少也办了有两年。

荷宝哥还是爱动脑筋，他那天也不告诉我是什么事，就拉着我跟他去批糕饼。

那时上海卖的是“户口米”，还很难买得上，所以人们头天晚上就要去排队，排队的人很多，时间长了，都会肚子饿。

我和荷宝哥俩人就批了糕饼，装在一个大篮子里，上面盖一块花布，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把糕饼卖给排队的人吃。

这倒是个好主意，糕饼也挺好销，真赚了一点钱。虽然辛苦点儿，我们都很高兴。我也对荷宝哥亲近起来。

因为我的亲大姐～凤宝姐，对那个父亲要来的大姐总是耿耿于怀，她说：“我才是张家的大小姐！”所以我们都改口叫要来的大姐是“招宝姐”、叫凤宝姐是“大姐”。

我小时候招宝姐对我很亲，有时候她带着我睡，还给我洗澡。

招宝姐比我大11岁，她很早就被我父母订了婚。

结婚前招宝姐和我姐夫达群哥没有见过面，只是有达群哥的一张照片。

我经常看见她会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拿出达群哥的照片来看，有时还会对着上面的人笑。看见我在看她，她就赶快又收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有一次我傻傻地问她：“招宝姐，你为什么老看那张照片啊？他是谁啊？给我看看！”招宝姐一下子脸通红地说：“十三点，（上海话 ：傻傻的 ）不给侬看！”说着，把我推出了房门。

招宝姐结婚时24岁。婆家有钱，嫁的挺风光的。

我们都叫招宝姐的丈夫是“达群哥”，达群哥是上海沪江大学学金融的，仪表堂堂、人很聪明，也善解人意，我们家后来遇到的沟沟坎坎，都是他在鼎力相助。

（十二）

1939年，我12岁。

我妈妈从台北来上海，她那时已经再婚了，就没有回家住，住到了王干娘的家。

王干娘来通知我们去看她。我父亲带着荷宝哥、桂宝哥和我全去了。

一进门还没有说话，我妈妈一眼看见我只穿着短衣、没有长褂、而且破破烂烂的，一把抱住我就哭了。

她哭，我们弟兄几个也跟着哭，我父亲在旁边默默地没说话。

我妈妈二话不说，马上叫了一个出租车，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浩浩荡荡”地去了上海最好的百货公司：大新公司和永安公司

我妈给我买了两套前面有拉锁的呢子衣服。那时候这个衣服很时髦，我早就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我可羡慕了！现在我妈妈买给我，我高兴极了，很喜欢。

我妈给桂宝哥、凤宝姐、云宝姐也分别买了两套衣服。我们都欢天喜地的。

因为荷宝哥比我们穿的好，我妈妈就没有给荷宝哥买，荷宝哥闷闷不乐的。

多年以后想起来，也许我妈妈觉得上海妈妈偏心荷宝哥、荷宝哥有人疼，过得比我们好吧。

我妈妈是一步三回头、哭着回了台北的。

父亲一路上只是不说话，默默地跟着我们，我有时会偷偷看看父亲，很希望他能挽留我妈。

可是，曾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从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形容不出的表情：痛楚、悲哀、无奈和欲说不能！

我顿时呆住了，哑口无言！多年来，父亲这个表情在我脑海里出现了N次，成人的感情世界真的让人很费解！

我们几个跟着父亲回到家里。上海妈妈问我们去了哪里？还要看我妈妈给我们买了什么，我们就都高兴地拿出来给她看。

她看到我妈妈给我们买的呢子衣服，就说我们平时要干活，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让我们交给她保管，留着过年再穿。

我父亲只是不说话。

我们虽然一百个不愿意，可是谁都不敢说，眼睁睁地看着她拿了我们的衣服锁到了大箱子里，心里那个不情愿啊。

有时候，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穿那种带拉链的呢子衣服，真眼红啊，我时不时地还会看看那个大箱子，只见一把大锁锁在那里，可是再也没有见过这些衣服。

后来云宝姐悄悄告诉我说，她看见上海妈妈的亲戚来了以后，上海妈妈把那些衣服拿出来让他们带走了。我很伤心。

有一天，云宝姐叫我到楼下去一趟。原来是陈干娘来看我了。

陈干娘看见我穿的破破烂烂、人又很瘦，哭的稀里哗啦的。

她告诉我说，她现在住在泥沉桥亲戚家里，在那里卷香烟卖。

也就是呢，她到处去捡烟头，然后把外面的旧包装纸撕掉，重新用新香烟纸卷好，卖给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因为那些人穷，愿意买这样的便宜烟。

陈干娘临走前塞给我6个银毫子（6毛钱），我装在衣服口袋里。

回到家我上楼了，上海妈妈问我：“阿新，刚才谁来过了？”我说：“陈干娘。”她说：“她给你拿了么事（什么）？”我说：“陈干娘给了我6个银毫子。”她问：“钱呢？“我很不情愿地拿出来，她说：“拿过来，放在我这里。”伸手便从我手里夺了过去。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家以前兴旺、高兴的日子，想我妈，想陈干娘，默默地淌着眼泪。

13岁那年，我到泥沉桥去看了陈干娘一回。

远远地看见陈干娘在马路边上，坐着个小板凳，用一根小圆木头卷那些捡来的烟沫。

陈干娘告诉我说，她要去南京西路一个有钱人家烧饭、做保姆了，让我以后可以去那里找她。

有一天，我按照陈干娘告诉我的地址，到南京西路一个里弄里找到了陈干娘。

这家是独立的一栋小楼、很气派。这家女主人很好、她听陈干娘说过我们家的事，对我很客气。

我跟着陈干娘进去，到处看了看。到了厨房，陈干娘说给我做碗面吃，我吃不下，不想吃，陈干娘就拿手巾给我包了4个鸡蛋。

（十三）

我十三、四岁那两年，是家里最不顺的两年。我们那会儿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当时上海吃的都是“户口米”，按规定开始时是一家一斗、后来成了一家一升。

我们家男孩子多，又都是半大小伙子，规定的米根本不够吃，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上午吃饭的时候，上海妈妈就给父亲留出一碗干饭，晚上我们吃稀饭，给父亲把干饭放在稀饭上蒸一下，让父亲吃。

有时候父亲碗里会有些好菜，我们都会有些眼馋，上海妈妈就会说：“这个菜小孩子是不能吃的，吃了会肚子痛。”

这年吃年夜饭的时候，上海妈妈家来了很多亲戚，我负责烧火和洗碗。

当我端着一摞洗好的碗下楼的时候，脚下一不留神，滑下楼梯，把一脸盆的碗全打碎了。

我父亲听见动静跑过来一看，气得要死，认为大过年的打了那么多的碗不吉利，我也吓得要命，赶紧蹲下捡碎碗片，扎的两手都是血。桂宝哥看见了也来帮我捡，他也扎的满手是血。

第二年，上海妈妈死了。

我父亲就说：“看看看看！我就知道不好吧，大年夜吃年夜饭，把那么多碗打掉了！晦气！”家里人也都气恨我，我也难受得要命。

上海妈妈死了，我们家从方浜路搬出来，搬到了祥卢3号。

想不到紧接着，二哥桂宝死了、大哥荷宝也死了。

我桂宝哥是直性子，人很勤快，家里劈木柴的重活儿都是他干，可是他人很实在，没多少话，从小就不会讨好上海妈妈。

桂宝哥吃起饭来不管什么都能吃、狼吞虎咽的，不挑食。我们总说他是“老虎吃蝴蝶”，从小上海妈妈就不喜欢他，让他和奶妈睡。

上海妈妈喜欢我，我跟着她睡，我比较懒，还挑食，也敢顶撞上海妈妈。

上海妈妈出去玩儿，男孩子里面带我，女孩子里面带凤宝姐。

桂宝哥本来身体很好，后来出现一会儿尿尿、一会儿尿尿，每次尿一点儿，人也开始消瘦。

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到上海有名的医院给桂宝哥看病。

桂宝哥不肯看病、医生让他照片子，他也不肯。我和父亲按住他，才拍了个片子。

检查结果桂宝哥得的是膀胱结石，很严重。

那时医疗条件差，桂宝哥亲眼看到过和他一样的患结石的男病人，被医生用后面粗、前面细的那种金属扦子插进身体里，疑似捅碎结石，他吓得要死，死活不治了。

当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就找那个以前在我家药材店坐诊的李松山给桂宝哥看病，可是一直不见好，后来还尿血了，估计已经是癌了。

1940年正月十六，桂宝哥死了。那年他才14岁，其实他是因为害怕，不肯治病，硬耽误了拖死的。

（十四）

日本人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形势开始急剧恶化。

这年10月，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撤回内地。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是大上海帮会的"三大亨"。

蒋介石担心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会利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帮会发展汉奸组织，于是就建议他们三个人都去香港避一下风头。

杜月笙二话没说就去了香港； 黄金荣不想去，就登报公开声明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最后只剩下张啸林一人。张啸林那时头衔甚多，这时的他以为可以乘此机会独霸大上海，就投靠了日本人。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张啸林与日本驻上海司令官松井石根握手合作，成为了头号大汉奸。

公开投敌的张啸林凭借自己的黑势力镇压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活动；同时还威胁各行各业，要求大家必须与日本人“共荣”。

另一方面，他通过发国难财，积极地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各种战略物资，包括棉花、药品等，成为日本驻军最丰厚的资源供应商。

后来张啸林还建立了日伪政府，并屠杀了不少革命党人与群众，做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

张啸林当时很得意、作恶多端，又树敌太多，军统早就想除掉他了。

张啸林那时住在上海宁海西路180号(原华格臬路212号），那是一幢建筑风格中西结合、相当考究的洋房。

老上海都晓得这幢洋房就是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的住宅。

其西隔壁建筑风格与其完全一致的房子是另一大亨杜月笙的住宅(原华格臬路216号)。

他们都是当时称霸上海滩的风云人物。

因此，这两幢住宅的落成，在上海滩着实是风光了一阵，成为杜月笙、张啸林发迹上海滩的象征之一。

张啸林的住宅落成后，人称“张公馆”。

张公馆门前常常车马盈门，上海滩各界名流更是经常涉足“张公馆”。这里昼夜还有捕房警探的巡逻保护。

1940年8月14日，一辆汽车驶进了“张公馆”。

从车上走下来的是时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

吴静观是来找张啸林议事的。

吴静观一进门，就被张啸林的管家殷勤地迎上了楼。

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在楼下院子里故意找茬与张啸林的司机吵架以引起张啸林的注意。

张啸林和吴静观在楼上相谈甚欢，突然从楼下传来一阵特别嘈杂的喧闹声，吵了张啸林的好兴致。

他一股怒火，两步并一步跨到阳台查看究竟，原来是他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在和司机吵架。

林怀部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介绍给章张啸林的司机阿四、又由阿四引荐，给张啸林当了贴身保镖的。

虽然林怀部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但早已被秘密发展为军统内线，为的就是除去张啸林这个大汉奸。

张啸林将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冲着林怀部就大声呵斥，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拔出了手枪，抬手一枪，一枪就射中了张啸林。

子弹从张啸林咽喉贯穿到后脑，张啸林惨叫一声、其他在场的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张啸林就已经鲜血淋淋地挂倒在了阳台上，一命呜呼。

为了确定张啸林是不是真的死了，林怀部还跑到楼上去对着张啸林又补了两枪。

枪声很快就将巡捕房的人引了过来，将刺杀张啸林的林怀部给抓走了。

这在当时，是上海轰动一时的头等大新闻。

以后听说林怀部被上海法租界警局判处了十五年监禁，后来被军统出面带走，下落不知。

张啸林出殡那天，还给我家发了讣告帖子，我们也去参加了。

张啸林死后，我们家的“源丰润香烛店”和其他店铺都归了我父亲给他抱回来的那个儿子张法尧。

（十五）

我大哥荷宝和二哥桂宝是同一年死的，也死得很惨。

我父亲刚开始办“源丰润香烛店”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叫钱中凡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此人当时是个穷流氓，他主动和我父亲称兄道弟的。

借着这个关系，他就一直在我们店里赊香、赊蜡烛，从来不买，然后拿到上海各个寺院去卖，也赚了不少钱。战争开始后不见人了。

过了两年，我父亲知道他当了汉奸，就没搭理过他。

钱中凡也不知道啥时候发达了，在越界筑路（现在的延安西路）开了一个六国饭店（是个赌场）。这条路本来是中国的，后来英国人去重新扩大筑了这条路。

有一天钱中凡来请我父亲去吃饭。

他对我父亲说：“大哥，过去承蒙你照顾，我从你店铺里面拿东西都是赊账，都没有付过钱。你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你帮助了我很多很多，我很感激你！这个交情我记住了！现在我发了，你去把`源丰润香烛店'拿回来吧，把`林记'两个字去掉，还叫“源丰润香烛店”，张法尧要多少钱我给！”

而且他还给了我父亲一笔钱，让我父亲暂渡难关。

那种情况下，我父亲没有拒绝，我们的家境又好起来了，亲戚朋友又开始登门了。

“源丰润香烛店”的对面有个“大沪饭店”（现在的公安招待所），我父亲约张法尧在这里谈有关归还我家店铺的事情。

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一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样子，也抽上了鸦片。接手“林记商铺”以来更是目中无人。

本来已经什么问题都谈好了，也说好原来的人马不动，他们撤出，我们搬进，连掌柜的也是我们家原来的人。

眼看马上就要和我父亲签字办移交了。

这时张法尧突然又提出来要重新盘货。

我父亲一气之下，：“不要了！不谈了！”起身一甩手，把参加谈判的人都撤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告吹了。

钱中凡觉得还是没有报答成我父亲，始终不好意思，就又对我父亲说：“大哥，要不你让荷宝到我`六国饭店”来上班吧。”我父亲想了一想同意了。

“六国饭店”实际上是一个大赌场，都是上海上流社会的人来这里花天酒地。

英国人管不到，属日本人管辖。

每天，出租车、黄包车把那些老爷太太们拉到“六国饭店”的门口停下，自然就会有门童上来付给车夫车钱。

饭店里面相当高级，赌博的花样也很多：牌九、梭哈、二十一点、大小、扑克，想玩什么都有。

进了饭店，吃饭都是全免费的、有中餐和西餐，也有各式花样的点心、上海的名吃，应有尽有。

香烟也是散放在盘子里免费抽，都是进口烟：最好的是“茄力克”，我还记得商标是红底的、有一个黑猫图案；还有“三炮台”、白锡包，都是高档烟。

荷宝哥刚到这里的时候，钱中凡安排荷宝哥当“开票”的，工资是分成的。

荷宝哥有白班也有夜班，他不分白天黑夜都努力上班，一个月能拿很多钱，回来以后就交给父亲，我父亲还挺满意。

可是做了一个时期以后，看见赌场里钱票子满天飞，经不起诱惑，荷宝哥开始学赌了。

荷宝哥不在“六国饭店”里赌，他到别的赌场赌，赌输了不服气，输红了眼就把新买的毛料长袍都拿去当了、用当票抵押继续赌。

赌场里备有草鞋，荷宝哥穿上草鞋，把新皮鞋拿去当了还要赌，结果还是把什么都输没了。好在赌场里有暖气冻不着，不然简直不敢想象。

我云宝姐和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矛盾，她和荷宝哥感情好，荷宝哥没有钱的时候，云宝姐就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瞒着父亲偷偷拿给他去变卖。

有一天荷宝哥输得一塌糊涂地回到家，我父亲气得要命，骂了荷宝哥一顿，云宝姐还在边上袒护荷宝哥。

荷宝哥见有云宝姐撑腰，就大声和我父亲顶撞。

我父亲一气之下，呵斥荷宝哥：“你还越来越胆大了，管不了你了是吧？你给我滚！”又对着云宝姐大吼：“你也给我滚出去！”荷宝哥说：“滚就滚！”荷宝哥和云宝姐两人头都没回，同时离开了家。

我父亲也一气之下病倒了，很长一段时间卧床不起。

他们俩离家以后，都到了上海我们的王干娘家里。

王干娘的丈夫王福州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公务员，是个汉奸。人的品行不好，但他书法很好，我们家里还有他写的对联。

我上海妈妈的妈，我叫她阿奶， 这时的家里只有我和阿奶了。

阿奶的生活一直是我父亲负担，她还抽烟，经常叫我去给她买烟。

阿奶从小就喜欢招宝姐。招宝姐结婚后，阿奶一两个星期就去招宝姐家一回，一去就在她家里呆一天，吃了晚饭才回家。

招宝姐的丈夫达群哥，他在和朋友合伙开工厂，家里挺有钱，招宝姐嫁给他，经济上很富裕。

我家破产落魄的时候，达群哥常常接济我们家，所以我家好长时间靠的都是达群哥。

阿奶去招宝姐家里的时候，招宝姐也经常给阿奶拿钱、拿东西。

招宝姐和荷宝哥从小玩到大，一直爱腻在一起，感情也很好。

达群哥和招宝姐知道了父亲把荷宝哥和小毛姐赶出家门的事以后，就叫我去找荷宝哥，我找不见呀。

后来我想起荷宝哥让我和他做粉笔的时候，带我去过江湾他一个同学的空房子，我就找到那里去。

果然在那里找到了荷宝哥，但云宝姐不在那里。

看到荷宝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荷宝哥骨瘦如柴的低着头坐在那里，颈椎就像是脱开了，看样子很久也没有吃饭了。

我拔腿就跑，马上去告诉了达群哥和招宝姐。

达群哥马上找车把荷宝哥送到了医院（这个医院是现在的长江医院）。

荷宝哥看病除了伙食费外，医药费全是达群哥出的。

招宝姐到过医院一次，她看着荷宝哥哭得说不出话。荷宝哥也是一直流泪。

我父亲三天两头让我去给荷宝哥送菜送水果。

我父亲虽然骂他，让他滚，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心疼他，经常做了好菜让我带去给荷宝哥。

那天，父亲刚刚做好菜准备让我送到医院，医院通知我家说荷宝哥已经死了，尸体停放在殡仪馆。

我父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老泪纵横。

我们赶紧把父亲扶到了床上。片刻，他挣扎着想从床上爬起来要去医院看看荷宝哥，我们看他那么悲痛、身体又不好，都劝阻他不让他去。

云宝姐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荷宝哥去世的消息，哭着和凤宝姐一起去太平间看荷宝哥。

荷宝哥的棺材很差，比桂宝哥的棺材还差，摆在偌大的太平间里，显得那么地孤独和冷清。两个姐姐哭得很伤心。

（十六）

从医院出来，云宝姐实在是压抑不住，大声地仰头痛喊了一声：“姆妈！……”随即吐了一口鲜血，晕倒在地。

凤宝姐和护士们手忙脚乱地把云宝姐抬进病房，凤宝姐赶紧给达群哥和招宝姐打电话。

达群哥和招宝姐闻讯赶来，云宝姐输上液已苏醒过来，看着达群哥和招宝姐只是流眼泪。

三天后，云宝姐不想拖累达群哥和招宝姐，坚持出院。

达群哥拗不过她，只好送她回家。

云宝姐回到家后，见了父亲也不搭理，进门就把房门锁上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云宝姐的笑脸！她总是冷若冰霜！

荷宝哥的骨灰在殡仪馆存放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把荷宝哥和桂宝哥的骨灰一起迁到了上海陈家桥，找了个地方埋在那里，插了一块小木牌。

几年后木牌已经没有了，两个哥哥的坟都长满了荒草，成了无主孤坟。

现在陈家桥这里已经是高楼大厦，那些坟墓什么的早就没有了。

家里接二连三出事，经济上很困难，穷得要命，父亲又身体不好，老是生病，所以父亲考虑再三，觉得云宝姐有唱歌的天赋，决定要送云宝姐去歌厅当歌女。

父亲委托王干娘把云宝姐送去天津歌舞厅当歌女、讲明了卖艺不卖身，暂时签两年合同，合同期满恢复自由。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云宝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抱住我痛哭不止。她说：“阿天，姆妈不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命好苦啊！我不想去当歌女！我不想去！……”

可是，云宝姐终究还是被王干娘带来的人带走了！

我至死也忘不了云宝姐走的那天回眸看我的眼神！那双哀怨痛苦的眼神！那双绝望至极的眼神！

云宝姐去当歌女，带走她的人给了一笔钱，这是云宝姐的卖身钱啊！

这笔钱王干娘拿去给我父亲。

我父亲坐在沙发上没有抬头，我惊讶地发现父亲在流泪！心里顿时一股酸楚、也站在那里无声地流泪。

父亲挥手叫我把钱拿去存到上海西藏路（现在的青年会）那里的银行里。

我是一路哭着去银行的。

从此以后，云宝姐就渺无音讯，消失在茫茫人海里，和家里再无来往！

（十七）

家里的境况彻底败落了：招宝姐结婚嫁出去了、大哥二哥都死了、云宝姐去当歌女了、就剩下我上海妈妈家的阿奶、我父亲、我三个人了。

我们又搬到了南市小西门去租房，条件更差了。

房东是我父亲朋友的朋友，他们是 桑栋臣、桑殿臣弟兄两个。

这弟兄俩是苏北人，都没有结婚。他们是两个做泥塑的手艺人。

他们俩个做的泥塑、彩塑和真人一样大小：头发是真的、衣服都是各种颜色的绸子的、还带飘带，栩栩如生。

他们做的 “麻姑献寿”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作品活灵活现，特别逼真，做的真是好。

后来我父亲的“朝山进香团”赠送给客户的香炉也是请他们做的呢。

我们租的房间比较小，一房一厅 ：我和阿奶在这里住，父亲不在这里住，父亲一年也难得来一、两回，我和阿奶过得很艰难。

偌大的一个家庭，变得这样凄惨，阿奶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家里每天也没有什么生气。

自从逃难以后，每天除了倒马桶是阿奶做以外、其余的家务活，什么劈柴生炉子、扫地了、做饭什么的都是我。

我最怕的就是擦房东家的红木沙发，那上面镂空的花很多，一个一个的都要擦干净。

我们的楼下住着一个杨家阿姨，是我阿奶的外甥媳妇，她住在这里多年了，她的两个孩子也死在这里。

住到这里以后，阿奶经常去招宝姐家，一般都是早上去，在那里吃过中饭、晚饭，下午五、六点才回来，留下我一个人在家里。

有一天，阿奶傍晚的时候回来了，说她在招宝姐家里吃了西瓜，不吃晚饭了，然后就去房间里睡了。

我独自无聊地在院子里坐着，那时候也没有电灯，我就一个人黑乎乎地坐着。

突然，杨家大女儿惊慌地来叫我：“阿天，快点儿！娘家嬢嬢叫你呢！”我说：“哦，怎么了？我没听见。”

我慌忙大步小步奔往楼上，只听见阿奶不停地大咳。

我急忙摸到床头柜，把蜡烛拿出、又摸到火柴，点上一看，看到阿奶下身裤子脱掉，赤裸裸露在外面。我叫了一声：“阿奶！”，她不应，脸蜡黄、还是不停地咳。

我觉得不对了，就大声叫杨家阿姨。杨家阿姨胆小，不敢上楼。

那年代小西门没有电话，我只好急急忙忙地跑到中华路打电话给我父亲。

我父亲每天下午在方浜路打小麻将。

这一带没有黄包车也没有其他汽车，我打好电话以后就站在马路边上等父亲，从这里一直能看到老西门。

我只要远远地看到远处的影子，只要是来人身材胖胖的就以为是父亲，失望了很多次，脖子都望酸了。

我打电话的时候是8点多吧，一直等到10点半的样子，父亲回来了。

我把阿奶的情况告诉了父亲，他就径直往楼上走去。

蜡烛已经灭了，我又哆哆嗦嗦重新点上蜡烛，一看，阿奶已经死了。

我拿了一个薄被子盖住了阿奶的下身。父亲让我去给招宝姐打电话。

我又走到中华路去给招宝姐打电话。她家佣人接电话说招宝姐和达群哥去看电影了。

我就在电话亭一直打到晚上11点，才通知到招宝姐她们。

招宝姐电话里说：“阿奶中午在我这里吃饭，饭后吃了西瓜，好好的么，晚饭做好我上去叫她，她说不吃了，然后就回去了，怎么会？……”又说：“那怎么办？我现在也回不去了，明天早上吧。”我把原话告诉了父亲。

我和父亲回到亭子间，点了一根半斤重的大蜡烛。

我住的房间离阿奶的房间那里大约有五、六级楼梯，我的门和阿奶住的的门呈90°度，阿奶的门开着。

我父亲一躺下就“呼啦呼啦”地睡着了。

我呢，以前听人说过死人会起来走动，所以吓得不敢睡，坐在那里战战兢兢地看着阿奶那个房门，心里想，阿奶平时对我不太好，她不会真的起来吓唬我吧？整整一个晚上，我一下都不敢合眼。

第二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招宝姐来了，一看阿奶那个样子，她就哭开了。

她走近阿奶身边掀起被子一看，阿奶还露着下身，腿可是已经硬了，弯不动了。

招宝姐一面哭一面埋怨我们：“你们在家怎么看阿奶的呀？阿奶死了你们也不给她好好整理一下？”

可是那时候我小，父亲又不会张罗这些事，只好听她数落，没有办法。

招宝姐一边哭，一边让我帮助她把她带来的“寿衣”给阿奶换上。

阿奶身体都僵硬了，很不好换，我又害怕，吓得浑身冰冷。

好不容易安排妥当，我们一起把阿奶送到了殡仪馆。

这一年，我们家就凭添了上海妈妈、桂宝哥、荷宝哥、上海阿奶四口棺材。

多年后我听说，陈干娘曾经到招宝姐家做过佣人，和招宝姐讲起那一年家里连着死了4个人的事。招宝姐说：“哎呦，我嚇的来，听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阿奶死后，家里只剩下我和我父亲，

父亲依旧天天出去打麻将。大多时候，等父亲也等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叫杨家阿姨：“杨家阿姨，我父亲不回来的时候，我害怕，你是不是能陪陪我？”杨家阿姨说：“好。”

以后我父亲不回来的时候，杨家阿姨就睡在我父亲的床上。

也许是杨家阿姨觉得这里不太吉利吧，过了一段时间，她在老西门找了一间房子，带了女儿搬到老西门去了。

杨家阿姨走了，就剩我和父亲两个人了。父亲倒是和我住在一起了，我心里安定一点儿了。

早上，父亲或我出去买点菜，马马虎虎吃一点儿，下午父亲就去打麻将，很晚才回来。

父亲不在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更孤单了。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感觉身旁好像有人，而且还抚摸我，我吓了一跳，一下子坐了起来！

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父亲！他满脸是泪地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他苍老了那么多，神情是那么悲哀，我不由得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怀抱有多么温暖！我多么渴望父爱！

那一晚，让我多少年都难以忘怀！

有时，父亲也会带我去招宝姐家转一圈。

那时招宝姐她婆婆还在。她家条件比较好。一栋石库门房子，楼上楼下。招宝姐和达群哥住楼下，她婆婆住楼上。楼上还有个客堂间，家里雇有个女佣。

父亲带我过去的时候，招宝姐就会嘱咐女佣买些好菜，达群哥就陪我父亲下下棋、喝喝酒，父亲喝醉了也会和达群哥说说心里话。

后来招宝姐的婆婆去世了，我们也去参加了她婆婆的葬礼。我还在客堂间住过两天。

（十八）

我15岁那年，达群哥介绍我到河南泗泾路“大赉棉布号”去学徒。

这个棉布号是达群哥和他的亲戚赵世祁（我叫他阿毛哥）两口子、还有周福培他们几个人合伙开的。

要去拜师学艺了，招宝姐把她公公生前穿的几件新的绸缎长袍给了我父亲，另外给我改了一件漂白布的短衫、黑色中式裤子（裤腰是叠回去的那种）让我穿上，外面又穿了一件团花的马褂，还给我穿了一双新布鞋（那时候小孩不穿皮鞋），我觉得像过年一样，挺高兴的。

临走时，父亲嘱咐了我几句学徒要注意的规矩，我连连点头答应。

于是，达群哥在前面引路，父亲带着我，提着我家自己做的蜡烛和香，我们一起到了“大赉棉布号”。

“大赉棉布号”不是门面房，是一个字号。在上海路泗泾路28号一座小楼里。

“大赉棉布号”在一楼。

房东叫钱志云，宁波人，他在二楼还开有“福顺报关行”。

达群哥把我们带上二楼，指着我父亲给周福培和赵世奇祁介绍说：“这是我老丈人”，又指我：“这是我内弟，张雨标。”又分别给我父亲介绍周福培说：“这是周经理”、又指赵世祁“这是赵会计”。又让我叫：“周先生、赵先生”。

达群哥嘱咐我说：“以后周先生就是你的先生和师父，你跟着他好好做事。”我连连说：“是、是！”

我看看我先生：先生50多岁，很慈祥，笑眯眯的，我一下子觉得心里很安定。

我父亲让我点着香，供在台上，让我请周先生端坐在那里，我跪下给周先生磕了三个头，恭恭敬敬叫了“先生”。先生把我扶了起来。

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

先生给我定的月柜钱（工资）是15元储备票（这是汪精卫中央银行出的伪币、国民党的伪钞不让用了）。

饭后，我父亲和达群哥走了。

我的学徒生涯开始了。

我师父，以后我一直叫他 “先生”，带着我熟悉店里的环境，还给我介绍了店里的另外两个伙计。

他们都是先生的亲戚：一个叫许祺鑫，比我大6岁、21岁了，先生让我叫他“祺鑫阿哥”，实际上他和我师父是同辈；还有一个是做饭的师傅，叫什么忘了，还兼打杂送货，店里杂七杂八的事都是他在做。

店里的一楼，有一个很大的柜子，里面放着呢绒绸缎，另外还有一个三层的货架：

第一层 放着“双鱼”牌的府绸；

第二层 放着“上海仁余染织厂”生产的“碧玉书香”府绸（仁余染织厂老板叫谭星坡，小名叫“玉书”，该府绸因此而得名）。

“仁余染织厂”的主要产品就是府绸，我达群哥在那里是股东，也是会计。达群哥叫谭星坡是“玉书哥”，两人关系特别好，称兄道弟的。

（我从国民党部队开小差回来后又是达群哥介绍我到仁余染织厂工作的，这是后话）

“大赉棉布号”是直接去工厂或者供货商那里提货，拿车把布料拉回来以后都堆在走廊里。

“大赉棉布号”的厅堂里、货架外头都堆满了一木箱一木箱的布匹：一箱五十匹、有几十箱，其中有金刚呢绒和府绸。

晚上收工以后，做饭师傅回家了，我和祺鑫哥就住在店里小楼上。没有木床，只有两个帆布的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

房东钱老板有个厨房允许我和祺鑫哥用，但是只让我们洗手、打水、上厕所，不允许做饭。厨房只能由他一家人做饭用。

我和祺鑫哥每天早上7点起来，洗洗涮涮，8点上班。

布店里有两张办公桌、一张八仙桌、三个沙发。

我一上班就抢着帮先生擦办公桌、搞搞卫生。等先生来了以后，就赶快给先生泡杯茶，放在办公桌上。

先生喝的都是“谷雨”前摘的“龙井雨前茶”、抽的是50元一听的“三炮台”。这些都放在办公桌上，我们也可以喝、可以抽。祺鑫哥有时抽个一颗 、两颗的，我不抽烟。

吃饭的时候，也有规矩，不可以“吧嗒嘴”、不能有咀嚼的响声。

我父亲之前教过我，只要看见先生快吃完饭了，就要放下碗等着，准备着给他添饭。等先生吃完了，就去端盆热水、绞把毛巾让先生擦脸。这些我都照做了。

我先生每天早晨去“日升楼”或“同裕春”茶楼喝茶、谈生意。大概9点到10点到店里来，一般都会带来“栈单” 。（供货方的产品品种及价格表）

我的任务就是负责跑银行、钱庄、提货和送货。这个活儿以前都是祺鑫哥做的，我来了以后先生就吩咐让我做了。

银行、钱庄都在南京路、宁波路。后来先生又让我管一些日常账。

每次先生把“栈单”给我以后，我拿着“栈单”送到买家，买方要买什么，写好，我回到店里交给先生。

然后，根据买家的货单，我就在店门口叫一部“老虎车”去送货，有跟车的伙计进来搬箱。这种车最多只能放4箱布匹。

布匹通常都是送到“协大祥”、“宝大祥”这样的比较好的制衣店里。

我平时从赵会计那里领100元钱，作为店里的饭钱、酒钱、零用和日常开销；

给我们上门送货的伙计送完货以后，也要给人家一些“例钱”（小费），2元、5元不等。

刚开始我领了100块钱，就放在办公桌抽屉里，后来就经常放在长衫的口袋里面。有时候觉得还应该有钱，可是口袋里却没有钱了，我就去和赵会计说，他就会对我说：“那你就写个`遗忘”两个字的纸条，签上你的名字入账吧。”我都照做了。

所以，那时候我虽然是做学徒，但是觉得先生们像家里大人一样可亲，大家相处的像一家人，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我们这栋房子里，共有两部电话：走廊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号码是：19135 还有一部在报关行里的桌子上，号码是：18290。

下了班以后，接电话也是我的任务。

会计赵世祁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有电话找他，都要他老婆先听。

赵会计的老婆有两个妹妹，都很漂亮。

赵会计的大妹妹在“大赉棉布”也有小股份，她的丈夫也经常到店里来。

赵会计二妹的丈夫叫：顾锦来 在店里搞销售。

一到店里没事的时候，他们几个就都相约来了。

我就赶紧给他们搬桌子、椅子、茶几，摆上烟和茶，男的就打麻将、女的就在边上嗑瓜子陪着。

时间长了，他们几家的电话号码都在我的肚子里，我记得滚瓜烂熟。

下午空闲了，赵会计就会对我先生笑笑：“来两局？”我先生很随和，就叫我：“雨标，打电话！”

我就给赵师母先打电话：“赵师母，搓麻将。”她问：“还有啥人？”我就告诉她。

一星期总有四、五天下午店里都有人打麻将。

从下午四、五点开始打麻将，到了七、八点的时候，赵会计就打电话订菜。

我们都是在比较好的“大三元酒家”、“鸿运楼”、“杏花楼”订菜，点的大都是中上等的中式菜。有时候他们也会叫我点菜。饭钱是酒家记账，每个月底来我们这里结算。

酒家有时候是担子挑过来，有时候是竹篓子送过来，饭菜都热乎乎的，我就和他们一起吃。所以我基本上是不用自己做饭吃的。

等先生太太们玩好麻将都走了，我把碗筷收拾好了就下班。

因为店里经常会有写写、算算的事情，先生就嘱咐我要学算盘、要练毛笔字。

先生和赵会计平时用的毛笔都是“七紫三羊毫”（七分紫貂毛、三分羊毛）。

我还不会用毛笔写字，就去买了一根普通毛笔和一方砚台。

我文化程度低，学算盘和毛笔字自己都感觉比较吃力。我就和先生说想去夜校学习，先生同意了。

南京路的“女子银行”（现“张小泉剪刀店”）楼上就有个夜校，叫“进修业余学校”，学的是中学课程，每晚两个小时，我晚上7点去学习，9点回店里。祺鑫哥不愿意去学习，我就自己去。

下午先生下班走了，我和祺鑫哥自己吃晚饭。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和祺鑫哥的世界了。

我们一般不会单独行动，有时候也会一起去看电影，但那是极少的。

房东钱老板有个女儿叫钱丽华，在天主堂街天主教徒办的“晓明女子中学上学”。钱丽华在那里上的是高中。

学校制度规定很严：不准化妆；不准烫头；一律穿校服；不准跳舞、不准交际。

我到“大赉棉布店”的第一天晚上，钱丽华听说来了新学徒了，就来店里看我。

她比我大两岁，瓜子脸、大眼睛，皮肤很白，长得很漂亮。

她进店就问祺鑫哥：“听说又来了一个学徒的？叫什么名字？”祺鑫哥指指我说：“喏，是他，张雨标。”她扭头问我：“哪两个字啊？”我告诉了她。她说：“怎么叫这个名字？”我没办法回答，只好笑笑。

钱丽华和祺鑫哥很熟，说话也很随便，叽叽呱呱说了一通就走了。

晚上，钱丽华穿着旗袍、拖鞋又来了。问我：“雨标，吃饭没有？”我说：“吃了。”她走进来问长问短，和我们聊天。

报关行里还有几个年轻职员，一个陈小毛、一个吴定仁、还有一个张树方和邱先生。

我最小，都是叫他们“小毛阿哥”、“定仁阿哥”、“树方阿哥”。

陈小毛是钱老板的大徒弟，人很精明，本来钱老板想把女儿钱丽华嫁给他。无奈他长得太丑，钱丽华死活不愿意，钱老板只好作罢。

我们住在二楼，三楼还有个“大华公司”，他们有一个小职员很会跳舞，钱丽华就让他教跳舞。但是她不准那个小职员搂着跳，只让他面对面地教。

吴定仁呢，本来想追求钱丽华，可是他在一次上轮船的时候，通向轮船的跳板不知怎么没放好，跳板给掉进海里了，他也跟着掉进海里，板子砸到了他，他失去了生育能力，不能娶老婆了，而且慢慢地有点儿变性了，说话带点儿“娘娘腔”，走路扭扭捏捏地、笑的时候还经常拿块手绢捂着嘴巴。

报关行的走廊通向我们的店里。

晚上我去上课了、祺鑫哥一人晚上在店里的时候，吴定仁就会一扭一扭来到我们店里，和祺鑫哥打情骂俏的；有时祺鑫哥也会上楼去吴定仁那里。

后来祺鑫哥娶了老婆，搬出去住了。

解放前，上海的晚上是很热闹的，街上各色霓虹灯通宵闪烁，人称“夜上海”、“不夜城”。像我们年轻人，更是“夜新鲜”，聊天打闹，不想睡觉。

大华公司还有一个职员特别会唱京剧，他是唱青衣的，我是他的票友。

晚上没事了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在楼顶阳台上乘凉，开始只是听他唱，后来我也特别着迷，就向他学习，也唱青衣。每天很早就起来，到楼旁边或路边没人的空地上去吊嗓子。时间长了，我也唱的像模像样，而且会唱很多段子。

报关行里还有个做饭的女佣，做饭很好吃，她也是宁波人，50多岁，她是包过小脚放大的。我们叫她“宝妈”，她有个儿子叫宝连，在外地工作，有时候也会来看她。

宝妈在钱老板家里的地位挺高的，她负责照顾钱丽华，钱丽华和她在一个床睡，和她挺亲的。

宝妈晚上也经常会到我们这里来，“雨标，雨标”的叫我，叫的很亲热。

她一来，坐下就大腿翘二腿。我看她抽烟，就把“三炮台”听头的烟拿给她抽。她很高兴，：“这么高级啊？三炮台的呀？”

他还有一个年纪大的茶房经常来给我们送些么事，我也就拿这些烟招待他。

有时候他们兴致来了，就会说：“雨标，来一段儿！”我也会大大方方地给他们唱一段儿。

到了“大赉棉布店”以后，我吃的好、住的好，原来招宝姐给我改的她公公的衣服我早就丢了不穿了。

我先生人很仁义，店里进回来的毛料、纺绸料、格子毕料，先生都会剪一段下来给我们做衣服：先生夫妇一人一套、赵会计一套、祺鑫哥和我也一人一套。

我先生是行家，每个人身体什么尺寸、用多少料，他手里都特别有把握，剪给我们的布料都正好可以做身衣服。

在“大赉棉布店“学徒，我很快乐，也吃的白白胖胖的。

先生和祺鑫哥都爱摸摸我的脸，钱丽华也故意说：“他们都爱摸你的脸，你的脸怎么了？我也摸摸”。其实就是想揩油。

招宝姐好久没见我，后来看到我也说：“哎呦阿天，长大了，长结实了！”我心里很高兴，也很感激达群哥。

（十九）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钱丽华在走廊里打电话，好像是有几个朋友约她出去玩，只听见她问：“什么地方？”好像对方说是“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不太清楚。

过了一会儿，钱丽华不见了。我四下一看，陈小毛也不见了，不知道她们跑到哪里去了。我想，哦，她们一定不知道在搞什么鬼，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星期天的晚上我没有课，一看她们又不在了，我也跑出门，跳上一个黄包车。

黄包车夫问我：“去哪？”我张嘴就说：“力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力的”这个地方，但是黄包车夫拉起我就跑起来，我想，那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也肯定有这个地方，不管那么多了，到了再说。

到了南京西路“国际饭店”的边上、“大光明电影院”的隔壁、对面是“跑马厅”，有一个挂着红色丝绒、写着英文字母的半圆形拱门，我怯生生地看着。

有个门卫请我进去，我就壮起胆子往里走。

掀起门帘进去，里面黑不隆冬的什么也看不见。定定地站了一会儿，慢慢地，可以看清了。

我看到中间场地挺大、边上靠背椅子上坐的都是穿着很暴露的舞女，她们的后面有沙发茶几，坐了很多男男女女的客人。

我在人群中搜索着，我看见钱丽华了。

我过去很得意地拍了她一下：“哈哈，叫我找见你了吧？”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雨标啊？你怎么来了？坐下坐下！”我又看见了小毛阿哥，我说：“小毛阿哥，你也在啊？”另外还有钱丽华的两个女同学，钱丽华给我们互相介绍。

一个是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唐志良的孙女儿～唐启珍；还有一个姓梁的女孩子，她们三个穿的都是旗袍。和她们一起来的还有三个男的，是其他报关行的职员。

他们都过来围着我。钱丽华说：“这是张雨标，他最小，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对他多关照啊！”有人就问我：“雨标，你想喝什么？”我说：“不用不用，我不喝，谢谢！”有个男的就说：“那就跳舞吧！”我推辞说：“我不会跳，你们跳吧，我坐坐，看看你们就可以了。”

坐下来，我才仔细地看了看钱丽华：看她浓妆艳抹，披头散发的，穿着件大花的缎子旗袍、穿着时髦的玻璃丝长筒袜、脚下蹬一双细高跟皮鞋，和往常大不一样。

钱丽华过来和我说话。我说：“丽华姐，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穿旗袍啊？”她说：“这不是出来跳舞吗？”她说：“雨标，你想吃啥喝啥，随便！都是我请。”我说：“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她哀求似地对我说：“那你回去以后，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啊！”我爽快地说：“好吧，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她说：“什么条件？”我说：“以后你们不管去哪儿玩儿不许瞒着我，都要带上我。”她也爽快地说：“好！一言为定！”又笑着说：“那你现在也和我们一伙儿了，你去告状的话那你自己也有份了！”我说：“放心吧，我不会告状的！”钱丽华笑着摸了摸我的脸，我看她凑过来想亲我，我脸红了，躲开了，她也若无其事地笑笑，找伴儿跳舞去了。

这时唐启珍过来非要拉我跳舞，说我如果不听话、不和她跳舞就不够意思。我只好慢慢跟她学，可老是踩她的脚。

跳交际舞管带新人学舞叫“拉黄包车”，唐启珍带了我一曲，后来钱丽华又过来和我说：“我也要拉你黄包车！”，我又被她带去跳舞。

我聪明，学的很快，不久我也可以潇洒自如地跳舞了。

回来以后，钱丽华告诉我说：“以后你和我们出去跳舞、玩儿，就听我安排，衣服和鞋子我们都是准备好的，不管去哪，都先到唐启珍家换衣服，然后再出去玩儿。”我当然满口答应。

那时候，很多公共场合都有很多日本人，为了活动方便，每个人都另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别人的记不住了，只记得钱丽华叫～莱侽卡（音译）、我叫～阿妹小（音译），都起的是日文名字。

我们几个同龄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经常相约一起出去玩儿，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有节目：吃饭了、跳舞了、看电影了。有时候还干脆到钱丽华家里去玩儿。

钱丽华家住在非德路贝勒路的一栋洋房里。她家有很大的客厅、客厅里的摆设都是很高档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花园，有专门的花匠负责养花；花园里还有游泳池。

我们到她家去了好几次，都没有碰到过她的爸爸妈妈，也许她爸妈另外还有房子。对我们来说，没有大人在，我们反而更能放的开，可以随便唱歌、游泳，一大群年轻人人嘻嘻哈哈、挺开心的。

钱丽华有一部英国的自行车，很轻，我刚说：“这部自行车挺好的。”她马上说：“你喜欢啊？你喜欢你拿去骑！”我也就高高兴兴的拿到店里，去银行或者去送“栈单”的时候用。

很快，钱老板发现了我停在店外的自行车，问我：“雨标，这是丽华的自行车吧？”我说：“是的，她借给我骑的。”钱老板没说什么。我也没往心里去。

过了两天，钱丽华来了，对我说“我爹地问我为什么把自行车借给你，我说我喜欢你，想和你做朋友，我爹地骂了我一顿！”我一听吓了一跳，一下子呆住了！她说：“怎么了？你不愿意啊？”随即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呢，没事儿没事儿！”

我也觉得她是在开玩笑，而且自己也还小，啥也不懂，也没当回事。

宝妈也曾来问过我，她操着上海话问我：“雨标啊，侬喜欢丽华唔了？侬讲给我听，我看侬这个小人蛮好，侬要愿意，我去讲给钱老板听。”我脸红脖子粗地说：“宝妈，你饶了我吧，我还小呢，早呢，早呢！”宝妈也说：“嗯，侬是还小点儿，再讲，再讲。”搞得我好尴尬！

后来见到钱丽华，她是不知道，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自然了，有些时候也会找个理由不和她们一起出去玩儿了。

（二十）

我那时自己存了一点小钱，买了几十条毛巾放在店里，有客人来店里打麻将、牌九的时候，顺便卖一卖。

祺鑫哥结婚后开始赌钱了。刚开始他手气不错，赢了不少钱，有时候会在我面前显摆，我也心痒痒了。

我也不卖毛巾了，把钱拿去赌了。

我手气不好，连连输钱，原来有点积蓄全输光了，还欠了一些钱。

那天，两个高大壮实的大汉到店里找到我，逼我还钱。

店里的人全吓坏了！还是我先生给人家一股劲地作揖说好话，说保证让我过几天一定把钱还上，两个大汉才走，我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达群哥借钱，并且让他从我每个月的工钱里扣钱还他。

达群哥把这事儿告诉了招宝姐，他也知道招宝姐会告诉我父亲。

晚上，我父亲把我叫回家，罚我站在那里，拿鸡毛掸子一边打我，一边骂我：“你好大的胆子！你怎么就不学好，好好的工作不做，也去学赌，你看看荷宝最后什么样子？”他打我，我也不讨饶，咬紧牙关让他打。我也知道是自己错了。

父亲打累了，坐在那里“”呼哧呼哧”喘粗气、气得够呛。

想起荷宝哥，我也是后悔了，再看看父亲，满脸的沧桑和疲惫，我很恨自己，我对他说：“我以后不会赌了，欠达群哥的钱从我的工资里面慢慢扣吧。”父亲没有理我。（可是从那时起，我真的再也没有赌过。）

按规矩，出了这么大的事，店里是会开除我的。不过达群哥借给我了钱，我把欠的钱还上了，这事也算平息了。

先生看我平时挺勤快、做事也很努力，这又是第一次，教训了我一顿，也就把我留下了。

后来师娘来店里看到我，也教训我：“雨标，你挺聪明的，又勤快又懂事，我和你师父挺看重你的，你怎么不学好？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啊！”我连连答应，也很不好意思。

我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和钱丽华她们出去玩儿了，要攒钱了。

我一个月工资15元，我都存起来，不敢乱花了。

布店里的生意很好，到了年底结账的时候，先生、股东们每人都分了几万块钱，也给了我1200块钱.，全是新钱；还给我们分了毛料。

我高兴坏了，赶快把欠达群哥的钱还了他，心里也轻松了。

我又去给父亲买了腌肉、还把分得的毛料给父亲做了件大衣。我也给自己买了双皮鞋。

过年时，父亲把我的姐姐弟弟们叫到一起，一家人热热闹闹吃了一个年夜饭。这个年大家过得很开心。

我那时候虽然小，可是也知道家里破产了、不如从前了，我也经常惦记着父亲。

店里一、两个星期会买一桶花生油、买五斤肉、肋条或是猪腿肉。我就会拿自己的工资同样给父亲买一些，然后走路从河南路～老北门～中华路～再沿着民国路北面走到西面～老西门～小西门，给他送过去。

我都是趁父亲没去打麻将、在家的时候给他把东西送去，父亲很高兴。

（二十一）

父亲也经常到达群哥家里打麻将。

毕竟是做过大事的生意人，父亲总是心有不甘，常常向达群哥发牢骚，说上海妈妈介绍的亲戚的不当，造成自己后来的惨状；也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无力东山再起的无奈，他觉得自己很有商业头脑和眼光，也很有能力，只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达群哥理解了父亲的意图。

有一天达群哥和父亲下棋。他对父亲说：“爹地，干脆我们再把香烛的生意做起来吧！钱的问题我来解决！”父亲一听高兴坏了，一晚上没有睡觉。

父亲把我叫回家，和我讲了这件事。

看着他那么兴奋、信心满满、像个孩子一样的充满憧憬，我心里酸酸的。

我这个儿子从小调皮捣蛋、经常惹祸，一点忙都帮不上，还老给他找麻烦。

达群哥决定和朋友沈善均、陈家芬投资，商量共办“老源丰香烛厂”、”老源丰香烛店“。

达群哥是董事长、沈善均是经理，陈家芬是副经理，我父亲是厂长，另外雇了十几个工人。

我父亲在打浦路南塘浜路有两、三亩地，还有几件瓦房。厂址就选定在这里、“前店后厂”。

又盖了几件草房，把地都圈了起来，瓦房前面建了个花园，种了很多品种的花：兰花、月季、蔷薇、月月红、还有梅花、桃花、柳树这些树木。

瓦房后面是很大一片场地，计划生产出来香以后晒香用。

厂子建好了，大家讨论注册商标是“慧缘”。

开场伊始，先生产“印度奇楠香”。

大家都各司其职、非常积极、非常努力地工作着。

总的决策制定好了，我们就开始到处打广告。

对外我们宣传说：我们生产的“印度奇楠香”的配方是从西天印度取回的方子，香的质量一流、味道一流！用我们生产的“印度奇楠香”大吉大利、万事顺意！

大门上贴的是：

此香绝无仅有 灵验天下第一

其实我们用的是法国一个洋行的“玫瑰麝香精”，然后我父亲自己再根据经验用酒精来配好液体，让工人把灯草放入液体反复浸泡几十次，味道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做出来的香味道真的特别好闻，放在家里也很香，的确也不算吹牛。

父亲派人去把原来我家的老香客都联系上了，很多老客户知道这个厂是原来“源丰润香烛店”的老板开的，都主动上门来谈生意。

尤其是在福建路那一带，那里的商店全是既卖自己的南货又卖我家的香烛。

为了快速打开市场，父亲又决定：凡是购买一盒“印度奇楠香”的香客，就赠送给他一个香炉。

做香炉请的就是我家以前住在南市小西门那儿的桑栋臣、桑殿臣弟兄两个，他们是专做泥塑彩塑的民间艺人。

弟兄俩很乐意和我父亲合作，用心设计了很多样式的香炉，有仿古代的、古香古色的；有当下流行的；也有三条腿、四条腿的。

陶器制作得很漂亮，制好以后加上釉彩，特别精美。香炉中间有个芯子，刚好可以插香用。

这个“香炉”非常精致、漂亮，有很多香客听人介绍以后，为了这个香炉都会来买香。我也还拿它送过人呢。

“印度奇楠香”一上市就特别好销，很长一段时间里销路都在不断上升，股东们都很高兴。

接着股东们决定增加新品种，厂里又生产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香和蜡烛，厂里的生产红红火火，不但收回了投资，大家也都赚了钱。

后来沈善均要参加抗日，离开上海去了重庆。

陈家芬常去剧场听评弹、听书，看上了一个唱评弹的女子～周韵月，两个人同居了。

他们自己有了小家，就租了个店面，开了一个香烛店，专门销我们“老源丰香烛店”的香烛。

沈善均和陈家芬都转让股份，我父亲就把他们的股份买下来，又和达群哥商量，想买他的股份。

达群哥当初也是为了帮助父亲，现在父亲已经把厂子经营的有声有色、他已经收回了投资，也有钱赚了，他愿意成全父亲，乐得退出。

这样，父亲又重新拥有了“老源丰香烛厂”，完成了他重振家业的心愿。

父亲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

随后，父亲把原来住的小西门的房子退掉，住到打浦路了。

（二十二）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想我妈，总是回忆我妈没有离开家、一家人快乐幸福的那些日子。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香蕉，有时候嘴馋了，就缠着我妈说：“姆妈，我火大了，屁股痛！”我妈就笑着说：“哎，想吃香蕉了是哇？”就会吩咐佣人去买。

又想起我小时候淘气，站在板凳上看大人打麻将，在凳子上模仿我妈怀孕大肚子的样子，肚子往前撅，人一直往后挺，结果从板凳上摔下来，后脑勺正好磕在茶几角上，流血了。

这下可把打麻将的太太们吓坏了，也顾不上打麻将了，一个太太有车，赶紧让司机抱上我，我妈带着个佣人跟着，去了医院。

急诊大夫给我清理了伤口，缝了几针，还好无大碍，只是后脑勺从此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疤痕，只要摸到它，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顽皮。

我这边经过医生上药包扎倒是没事儿了，那边我妈受了惊吓肚子痛，早产了，送进了产房。

我父亲接到信儿，急急忙忙赶到了医院。 我妈已经生了，是个小妹妹，不足月，被放进了保温箱里观察。

这个小妹妹小名叫 杏宝 眼睛又黑又亮，很漂亮，她有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声音很好听。全家人都喜欢她。但就是从小就身体弱，老是发烧感冒。

杏宝会说话以后，她总是“哥哥哥哥”地叫我，我更是一天到晚背着她。

小杏宝两岁多那年，得了“白喉病”，夭折了。

我抱着小杏宝哭的好伤心，医院来了一个车，要拉小杏宝走，我死活不让她们抱走。

我妈说：“阿天，杏宝得的病是传染病，你不要抱她了，让医院抱走吧，不然传染给你怎么得了。”我说：“我不怕我不怕！你们不能抱走！不能抱走！”可最后还是被护士强行抱走了。

我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想起小杏宝就流泪。

我父亲和我妈在离婚前就分居了，我妈住在杭州，我和父亲在上海住。

我想我妈想的克制不住的时候，曾经口袋里装了一、二百块钱自己去杭州找我妈，也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的，只知道碰到熟人，万幸找到了我妈。

找到我妈的时候，我妈抱住我就哭，我妈说我当时就像个“小瘪三”，她几乎认不出来我了！那个心疼啊！

父母的婚姻、父母的离异、父母的再婚，给我们子女造成了心灵上深深的创伤，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造成了我们家庭的悲剧！

（二十三）

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人进了租界。

黄浦江里有一艘意大利的3600吨的邮船，英文名字叫“康梯凡地”号（音译），是当时黄浦江里最大的邮轮。

日本人要征用这个邮轮，他们想把全上海的棉布全部强行收购后，运回日本，他们要垄断上海棉布市场。

他们强迫所有卖棉布的店铺都去登记，不准上海商人自己买卖。“大赉棉布店”也去登记了。

市场上100元一匹的棉布，日本人只给50元就强行收购了，大家都很气愤！

有一家布店稍微表示不满，日本人马上放火烧掉了他们的布店，还把老板抓走关了几天。所以大家都是把牙咬的“咯吱咯吱”响，敢怒不敢言。

但是，日本人没想到的是，邮轮上的中国海员全体暴动了！他们把船底凿了洞，让船慢慢沉掉，破坏了日本人的计划！

船体太大了，船在往浦东的方向慢慢地下沉，只见船的“肚皮”还露在水面上。

日本人气坏了，把黄浦江外滩南面的延安路～九江路～汉口路～广东路～南京东路全封锁了，不准一个人过。

黄埔江边上的外滩马路上，调来了好多的吊车、卷扬机停在路边，也来了很多很多的工人。

工人们把钢丝绳通到轮船上，固定好，然后用卷扬机吊，想把轮船翻起来。

卷扬机在后面用很粗的链子箍在外滩大楼的楼体上，借助大楼楼体慢慢地往起卷，要把邮轮卷往岸边。

这一段路边尽是外滩的大楼，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在这里，全被封锁了。

这一封锁，封锁了一年；这一卷，也卷了一年！

“大赉棉布店”虽然也去登记了，但是日本人的邮轮沉了，收购不了棉布了，交易不成了。棉布积压在那里了。

怎么办？几个股东一协商， “大赉棉布店”改名“大新绸缎庄”。

无锡附近有个出丝绸的地方叫盛泽。我们就去那里收“生丝”，然后自己雇人加工成“熟丝”，再卖到上海丝绸厂去。这样倒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意。

我那两年是经常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的事儿。

那天，房东钱老板说，有个天津客人有200箱的“板儿香”，一箱有五、六十公斤吧，本来是准备出口卖掉的，由于日本人封锁了码头，出不去了。

钱老板知道我们家是做香烛的“大家”，问我有没有渠道可以帮忙销掉。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挣一、两千块钱。

我一听很高兴，：“有啊，我有很多渠道啊。”

我想，我父亲新开的“老源丰香烛厂”里的那个副经理陈家芬不是自立门户开了一个 “香烛店”么？我先去找他。

（谁知道我为什么鬼使神差地不去和父亲说！）

陈家芬一听，很痛快地说“我要！我全部要！我来销！”而且很爽快地给我开了支票。

我大喜过望，兴冲冲地拿着支票回到了店里。

晚上我高兴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有“成就感”，幻想着拿到佣金的兴奋、想让父亲好好地高兴一回。

天津客人来要钱了。我把陈家芬给的支票给了他们。

他们马上去银庄兑钱，不大会儿急赤白赖地找到我说：“你怎么搞的？全是空头支票！”

我先生在旁一听，吓坏了！我也懵了！

我先生当即派人把达群哥叫来，要我给客人赔货款。

我也一下子头大了，但是我说：“先生你别急，我一定把这个钱收回来！”

我马上去找陈家芬，陈家芬給躲了，找不到。

我又找到他唱评弹的老婆～周韵月，她说她不知道这事儿。

我想了一晚上，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每天像尾巴一样跟着周韵月，就是问她要钱。

陈家芬没办法了，只好露面了，但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总是说没有钱。

因为那么多的钱，不是小事，我就跟父亲讲，陈家芬在我家“”老源丰香烛店“里虽然把股份转让给了我父亲，但是股金暂时还没全部给他，先把他的股金抵上，但是那也还远远不够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去布店上班了，也恨自己怎么那么笨啊，怎么那么轻易相信人啊？我只好暂时住在了招宝姐家。

我早上出门和招宝姐说是去上班，实际上我天天去跟着陈家芬要钱。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有时候干脆坐在陈家芬的香烛店里不走。他们店里每天的营业款，我写个收据都拿走，陈家芬对我也毫无办法。

这样收了一个月，终于把天津客人的钱全收回来了，我也放下了包袱。

接着，我对招宝姐说，：“店里我是不会再去了。”

可是不上班我干啥呢？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国际饭店的旁边有个“西桥青年会”，是对外开放的。里面有“弹子房”、有游泳池，客人都是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们。我就到那里做了几个月的“服务生”。

我父亲见我没有稳定工作，就说：“阿天，你现在是家里的长子，你把心收一收，到`老源丰香烛店'来吧，跟我学学，我老了，将来还要靠你接班呢。”

我不太相信地瞪大了眼睛：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族买卖”，认为此举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我家游轮的“沉船”，每每提起，父亲就懊悔不已，就后悔听了上海妈妈的话，用了自家人。

现在父亲一改既往，我有点儿转不过弯来，但是想想又没有别的选择。也就答应了。

到了 “老源丰香烛店”，父亲让我负责销售和收账，我觉得可以做好，并不打怵。

我每天穿个长袍马褂，忙着应酬。

我也经常去外面要那些陈年旧账。

出门去收账，门口一招手，坐上黄包车就跑。

很多客户都晓得我了，都叫我是“源丰润”的“小老K”。

因为有了之前“大赉棉布店”的一些实践，做这些事我倒也得心应手，自己也觉得挺高兴。

有一天，父亲叫我去一个客户那里收一笔款子，说要给工人发工资。我坐上黄包车就去了。

我到客户那里很顺利地拿到了钱，把钱装到了长褂的口袋里面。回来的路上，觉得路不是太远，就索性不坐车了，高高兴兴往家走。

走到半路上，看到一群人围在那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口袋，感觉到钱放的很好，然后我就钻进人群去看热闹。

等我看完热闹出来的时候，一摸口袋，钱没了！顿时吓坏我了！把口袋摸了好几遍，根本没有！我顿时六神无主，在路边蹲了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说：“阿天，你怎么在这里？”我一抬头，看见是招宝姐，她是约了朋友去逛商场路过这里。

我像是见到救星一样，赶快把刚才的遭遇向招宝姐说了一遍。

谁知招宝姐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只是冷冷地说：“去见爹地吧。”我就低着头沮丧地跟着她一起回到了店里。

父亲一见到招宝姐，他还诧异地说：“招宝，你怎么来了？”招宝姐回头指指身后的我，：“喏，问他！”父亲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去看热闹、钱被偷了的事。

刚说完，招宝姐就“哼，肯定是又去赌了！”我大声辩解地说：“没有！我没赌！就是被人偷了！你不是看见我在那里看热闹么，就是在那里被偷的！”可是，没人听我辩解，都是一脸冰霜。

父亲顺手拿了个鸡毛掸子过来没头没脸的打我，还大声说：“你怎么老是这样？你明知那个钱是给工人发工资的啊！现在怎么办？你气死我了！”

我心里那个悔呀，我去凑什么热闹么？肯定是我“摸口袋”的那一下，就让人家给盯上了！唉，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肠子都悔青了！

最终，还是达群哥拿出钱来先垫付了工人工资。

但是，从那以后，我觉得招宝姐冤枉了我，对招宝姐有了隔阂，也不去她家了。

（二十四）

恰好这时，我妈托人带信来，让我带着林宝和维宝到台湾和她小住一段时间。有人来接我们。

我们弟兄听到以后都特别高兴！

到了台北，我妈早在码头等我们了。

我快步地走向她，两个弟弟也张开双手朝她跑去。

我妈搂住弟弟，一把抱住我：“乖囝，总算来了！”一家人抱在一起，我湿润了眼眶。

我妈带我们上了一辆军用吉普。开车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当兵的。

我妈对我说：“阿天，你们来了就好，我想死你们了。你继父人很好，他也喜欢孩子，你们来了就住在家里，很方便的，不用拘束。”又告诉我们：“你们几个见面就叫他欧阳伯伯。”我点点头，但是心里总是有点儿忐忑：经历过后妈、不知道继父怎么样？

汽车开进了军营，军营里有一栋栋相似的小二楼，都是高级将领住在这里。

汽车停在一栋小二楼前，楼前是花园，常青藤一直攀上二楼顶。一片郁郁葱葱。

我们跟着我妈进了院子，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很有风度的中年男人迎了出来。

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又浓密、还有点儿“自来卷儿”、向后梳着；上身穿一件白府绸衬衫、下身是军队的绿色裤子、很帅气、很干练、很有精气神！他浑身上下自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我心里不由赞叹：“好帅！”莫名其妙就有一种好感！

我对着他鞠躬：“欧阳伯伯。”两个弟弟则是楞楞地看着他。

他很和蔼，对我说：“你是阿天吧，”我点点头。他说：“快进屋！快进屋！”欧阳伯伯主动拉着我的手，我心里一股暖流。

我妈也拉着两个弟弟往屋里走，卫兵帮我们提了行李。

到了妈妈的“新家”，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家里有一个40多岁的女佣，叫“赵妈”，干净利落。她对着我笑笑，从卫兵手里接过了我们的行李。

我对欧阳伯伯的第一印象很好，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没有架子，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对我们很和蔼，这让我们减少了很多陌生、距离感，没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起码他没有我父亲那么严厉！

欧阳伯伯每天忙公事不在家，我们跟着妈妈倒也无拘无束。

和妈妈分开这么多年了，我也从“小屁孩”长成大小伙子了，好像有很多话要对妈妈说。

那晚，欧阳伯伯不在家。

我把自妈妈走后，家里发生的一切：我父亲办“难民所”、我们做义工、做义务教员、抢救伤员、上街募捐；我看到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我过年打碎了碗，结果那年上海妈妈的死、桂宝哥的死、荷宝哥的死、云宝姐被送去当歌女、阿奶的死；张啸林的死、我去学徒、我父亲的东山再起，统统讲给妈妈听。

讲的我和妈妈哭了又哭！

妈妈听到两个哥哥的死，云宝姐被送走，哭泣得不能自己！

她捶着自己的胸，连连痛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姆妈对不起你们啊！”

一连好几天，我妈的眼睛都又红又肿，我看着好心疼！

饭桌上，欧阳伯伯温柔地看着妈妈、轻声地哄着妈妈、体贴地给妈妈夹菜、仔细地拿纸巾给妈妈擦拭，我们在跟前，妈妈很不好意思，总是拿过纸巾自己擦。

估计我妈已经把我说的家里的事讲给欧阳伯伯听了。

我看在眼里，怎么也不能把欧阳伯伯和战场上那个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甚至可能是杀人如麻的司令连到一起！

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一定比我生父对我妈妈好！

N年以后想起来，我妈和欧阳伯伯在一起的那些年，才是她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啊！

住了几天以后，欧阳伯伯找我谈话，他说“阿天啊，本来你妈是叫你来上学的，可是你来的这几天，我看见你很聪明，想让你从军，”他顿了一下，又说：“我想听听你的意思。”说完，他探询地看着我的眼睛。

因为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语无伦次地说：“哦，我从小就喜欢当兵的人！我也想打日本人！”欧阳伯伯听完微微笑了一下，：“那好，我来安排！”

晚上，我一直等到我妈玩好麻将回家。她开了大厅的灯，看见我呆坐在那里，就问我：“阿天，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我就把欧阳伯伯的意思告诉了她。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就说：“阿天啊，你在上海呢，也没有合适的事儿做。要不，你就听你欧阳伯伯的安排？”我说：“好吧。”

有一天，欧阳伯伯对我说：“阿天，我今天叫李副官带你去一个部队的情报培训学校看一下。”

李副官开着军用吉普带着我去了一处营房驻地，我能看见营院里面的房顶上架着很多铁架子。

营院门口有警卫把守，院子里面静悄悄地。

我跟着李副官走进一座楼房，楼房里像是一间间教室。

走廊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

李副官走进一间教室，和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耳语了什么，那个长官向我走来。

我不知道是胆怯还是什么，只觉得手心出汗了。

那个长官走过来问：“你叫张雨标？”我说：“是。”他说：“跟我来。”

我跟着他进了教室，教室里坐满了像我这个年纪的青年人，清一色的男生。

他们都穿着军服，但是军服上没有任何的标志，耳朵上都戴着耳机。

我很诧异地看见讲台上站着一个长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也穿着军装。心里在想，怎么会有日本人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我进去以后，小日本表情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他指了一个后排的座位让我坐下。

我坐下以后，小日本叫了一个男生上了他的讲台。看得出这个男生非常紧张。

不知道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什么，男生没有说话，日本人抡起巴掌打了男生的嘴巴，男生没有还嘴，还直直地立正：“嗨！”这个日本教官打他一巴掌，他就“嗨”一声。

刹那间，那个男生的脸肿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只觉得血往头上冲、双眼像要冒出怒火、愤怒地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牙关也咬的咯吱咯吱响，我真想冲上去教训那个小日本！

正好这时，李副官来接我了。

他一看我的表情，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

我出教室的时候，还回头狠狠地盯了那个小日本一眼。

我回到家里，欧阳伯伯不在，只有我妈。

我紧绷着脸，一声不吭。

我妈问我：“阿天，那个培训学校怎么样啊？”连问几句，我都没有回答。

后来我“噔噔噔”地上了楼，“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从小就憎恨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决心长大后当兵参加抗日，赶走他们！却想不到到这儿来当兵还要受日本人欺负！

我妈看见我这个样子，很不放心，问了一下李副官，发生了什么事，李副官摇摇头说不知道 。

我妈又来楼上敲我的房门。

我打开了房门，我妈坐到我床边，再三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气愤地把在学校里看到的事情告诉了我妈。

我妈听我激动地诉说、看着我愤恨的表情，沉默了半天没有吭气。

我问我妈：“欧阳伯伯的部队里怎么会有日本人？他凭什么打人？”我妈说：“我也不知道啊，我问问你欧阳伯伯。你冷静冷静，今天也累了，吃点饭早点休息吧。”

我心里生气，根本不想吃饭，和衣躺在床上。

我回想着看到的情景，心里很多疑问：欧阳伯伯的部队究竟打不打日本人？如果他不打日本人，那我就不能参加他的部队，也不想住在他的家里。

我对此行很失望，我要立刻回上海。

第二天早上，赵妈敲门叫我下楼，我下得楼来，欧阳伯伯不在家。

我妈对我说：“阿天，你欧阳伯伯是军人，他得服从上级命令，打不打日本人、什么时候打，不是他说了算。”妈妈又说：“那个学校呢，是你欧阳伯伯他们属下的，培养收发电报员，那个日本人是教员。”

我沉默了半天，我说：“那我不去当兵了，我还是回上海吧！”我妈说“乖囝，你还是再想想，要是不想当兵，要不然你还是去上学吧？”我坚持说：“姆妈，我回上海吧。”

我心里想，闹了半天，欧阳伯伯不是坚决打日本的，他只是傀儡，那我不能留在他这里！

我拒绝了我妈的挽留，正好有一天欧阳伯伯不在家，我带着林宝、维宝两个弟弟返回上海。

（二十五）

之后的两年里，我一直在父亲的“老源丰香烛店”帮父亲打理生意。

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想把我妈找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父亲一个人做生意很辛苦，既使我妈不能和我父亲复婚，那我们几个孩子也有个家。殊不知，其实我这个想法真的是很自私的。

我也知道欧阳伯伯对我妈、对我们都很好。我看得出我妈对他也有感情，可是他是个军人，又是高官，他现在不积极抗日、又不可能做出别的选择，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只有我妈离开他！

1946年秋天，我决定去台湾找我妈。

正好这时，我妈妈托人带话来，说是让我去台湾“基隆美术学院”读书。

一切她都安排好了。

她要我准备一下，她来接我，我很高兴。

我想，那就借这次去台湾的机会，说服我妈离开欧阳伯伯回上海。

我父亲对我的走不置可否，我自己猜测：也许父亲觉得我很不争气吧？也想让我去学习一下吧？

我没有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父子俩一直冷战，没有什么话说。

上船那天，“老源丰”的管家送我们到码头。达群哥也赶来了。

达群哥对我妈说：“姆妈，家里有我呢，你放心吧！你在那边保重身体！”

我妈对达群哥这些年尽心尽力照顾全家很感激，眼圈红红地点着头，对达群哥说：“达群啊，这些年多亏你了，你和招宝好好过日子！”达群哥说：“姆妈，放心吧！”

虽然丢失工人工资和收假银票的事儿过去很久了，钱也还给达群哥了，但我见了达群哥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对他说：“达群哥，给工人发工资的那笔钱确实是被人家偷的。”达群哥笑笑说：“阿天，我相信你！再说都过去那么久了，你不是已经还给我了么？不要想它了。到了台北好好学习！等你回来！”我使劲点了点头。

临我登上舷梯的时候，达群哥从怀里掏出几张票子塞到我手里，我推辞不要，达群哥说：“带着吧，路上用。”

此后多少年，每每我想到这一幕，还会常常湿润了眼睛。

（二十六）

这回是李副官到码头接的我们，吉普车直接开到了营区里欧阳伯伯的院子门口。

这时从屋子里跑出一个摇摇摆摆的小男孩，头发有点儿微卷，白白胖胖的，很可爱，过来就拉住欧阳伯伯的手，眼睛“扑嗒扑嗒”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妈嫁给欧阳伯伯以后生的小弟弟，已经三、四岁了。长得很可爱，欧阳伯伯和我妈都说他长得和我很像。小名： 晨宝。我喜欢叫他“小晨宝”。

长大以后的小晨宝长得更像我，只是没有我个子高。

也许是血缘关系吧，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小晨宝见了我一点都不认生，和我可亲了！一天到晚粘着我，就像个“小跟屁虫”。

我喜欢把小晨宝扛在肩膀上，或者把他放到院子里的玉兰树杈上，他开心的“咯咯咯咯”地直笑。

有时候我早上出去跑步，小晨宝也会揉着没睡醒的眼睛，在我屁股后面跟着我，小屁股一扭一扭地、追不上我，就“哥哥哥哥”地叫着。

看着小晨宝天真可爱的样子，我就想，我妈如果回上海了，小晨宝怎么办？如果我们带走小晨宝，那欧阳伯伯怎么办？他会同意么？ 我内心也很纠结。

本来这次来台北，我心里多少有点儿忐忑不安，怕上次的不辞而别，欧阳伯伯会怪我。

结果欧阳伯伯并没有说什么，可能我妈已经向他说明了我离开的原因，他只是说，“阿天，你不愿意当兵也不要勉强，现在局势也乱，不够安全，你就先去读书吧。”我听他这样温和的和我说活，也有点感动，点了点头。

有一天的傍晚，我带着小晨宝去海边散步，我们都光着脚，踩在软软地细沙上，可舒服了！

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小贝壳，小晨宝可开心了，欢天喜地地捡着贝壳。

好像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受到了触碰，我忽然间有了一丝家的感觉，好像又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对着太阳仰了仰头：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按照我妈的安排到基隆美术学院学习。

学校环境优美，羊肠小道、大叶的法国梧桐、高大的棕榈树；校园内有跑道、篮球场，我心情豁然开朗，就像云开雾散一样，觉得多少年来没有继续上学的遗憾一下子到了九霄云外！开心极了！

我也多少次憧憬过未来！

在学校，同学之间也很友好，尤其是我人长得帅，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特别爱有事儿没事儿地来找我搭讪。

他们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常常会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听我讲大陆的故事，讲“四行仓库保卫战”，我讲得绘声绘色、出神入化、慷慨激昂，他们听得义愤填膺、热泪盈眶！

他们也给我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讲述台湾的奇闻乐事，有时候那些女同学还会友好地带给我好多台湾小零食。

这一切，都让我觉得生活原来是如此美好！心里也很感谢欧阳伯伯给了我这样的生活和学习机会！

我本身喜欢画画，似乎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天赋，所以我到校以后，美术的基本课我都能跟的上。

我还在课后业余时间在柳荫树下画一些京剧人物脸谱、画一些折子戏，倒也吸引了不少同学围着我看。

也有不少女同学暗恋我、给我递纸条，找理由嘘寒问暖接近我，但是我好像不来电，都巧妙地拒绝了。

老天爷的安排吧，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的最爱、也是一辈子不能忘怀的女人！

她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就记一辈子的女人！

她20多岁，气质高雅，肤如凝脂，柳叶眉，双眼皮，大眼睛，披一肩大波浪的长发。她的眼神，单纯干净，水汪汪的，让你觉得“真好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那时候，少年轻狂，情窦初开，不知道情为何物，只知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立即被她深深吸引，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见钟情”！

为了她，我不顾学业、陪着她游山玩水、不离左右，最终被学校辞退。

也是因为她，离开学校后，我对父母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参加了“国民党青年自卫军”，以至于为此付出了半辈子惨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多年来没有放弃寻找她，想知道她的近况，想见到她，想和她重逢，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制度所限，我们至死没有再相见！

（二十七）

1947年2月27日

烟酒专卖局接到举报，说有人贩卖走私烟酒，就来检查，结果大多数小私贩都跑了，就剩下一个40多岁女人在卖私烟。于是烟酒专卖局的查缉员没收了她的全部香烟和现金。

女人苦苦哀求，要求查缉员把专卖局允许卖的香烟和现金归还，不然无法生活。周围很多人围观，也帮助求情。

查缉员丝毫不理会，用力推开女人，拿着东西要走，女人抱住不放，查缉员很蛮横，用枪管打女人的头，女人头部流血，倒在地上。

台湾民众早就对当局不抓走私烟酒的高官和头目、却专抓小贩而不满，这种情绪早就像埋下的定时炸弹，这一下有了导火索，围观群众群情激愤，和查缉人员冲突起来。

查缉员开枪示警，又开枪打伤了一个在自家楼下看热闹的年轻男子，虽然和那个女人一起被送进医院，可是两人最终却都死亡。

2月28日

台北小贩为此联合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动。

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对民众进行残酷镇压， 到3月13日止，镇压并至死者达3万多人。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台湾 “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起义”，是台湾民众反对专制、反对压迫的自发性、群众性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台湾地区的表现，也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

台湾时局的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腐败内讧、不得民心，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时又节节败退，这些都让我对我妈在台湾的安危担心不已。

这天，我无意中听到的一番话，也更坚定了我让我妈离开台湾回上海的想法！

那晚，欧阳伯伯家里来了一个军官。我妈见状客气地打了招呼离开客厅。

我正从楼上往下走，听到有人讲话，我就停住了脚步。

只听那个军官说：“司令，那批军火已经到了，我们留不留下？如果我们要留下的话，动作要快！”欧阳伯伯果断地说：“留下！”又问：“你联系的那家能马上接货么？”那个军官说：“能！我们可以立刻发货！”欧阳伯伯语气很重地说：“这件事情千万要谨慎！一定要做的万无一失！如果有什么闪失，我们两个的脑袋都保不住！”那个军官说：“是！司令，你放心！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出了问题我提头来见！”说完，敬了一个礼转身走了。

他倒是走了，我这里听得是手脚冰凉、一身冷汗！

什么“军火”、什么“脑袋保不住”、什么“提头来见”？！吓得我觉得背后直冒冷气！

我妈真的是进了“虎穴狼窝”了，不行，我一定要让她离开这里！

蒋介石搞摩擦打内战，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现在是人民的敌人，我的继父是在人民的对立面，我妈跟着他，将来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我更坚定了带我妈回上海的决心！

我妈一听到我说让她回上海的时候，刹那间愣住了：“阿天，你说什么？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回上海？”我说：“姆妈，你还看不出来啊？国民党马上就要战败了，上海也要解放了，那里才是我们的根啊，我们回上海去吧！”

我妈顿时流泪了：“阿天啊，那里已经没有姆妈的家了，再说，我走了，你欧阳伯伯和弟弟怎么办？你欧阳伯伯对我那么好，我舍不得离开他们！”

我看着泪流满面的妈妈，心里也在激烈地斗争！

我妈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欧阳伯伯，欧阳伯伯也是很意外，他沉思不语。

我妈却是拥住欧阳伯伯哭泣不已。

欧阳伯伯轻轻地拍了拍我妈，让我妈先回房间休息，留下他和我单独坐在客厅。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客厅里烟雾缭绕。

我也看到了茶几上满满烟头的烟灰缸。我低头不响，呆呆地坐着。

很久、很久……我屏住呼吸在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听见欧阳伯伯说：“阿天，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是党国军人，身不由己。现在看来，大势已去。我将来何去何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不能给你们母子承诺什么，就看你妈妈的意思吧！”

我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慢慢站起来，走出了客厅。

说实话，看到我妈对欧阳伯伯割舍不下的感情，看到欧阳伯伯的悲伤表情，我也很难过！

可是没有选择，我们那么痛恨日本人，共产党才是真的抗日，我们应该回大陆！

我妈两天没有吃饭，我在等待着。

那天，我妈对我说：“阿天，我反复想过了，我不能走！你欧阳伯伯前途未仆，晨宝又小……”我打断她：“我们带小晨宝一起走！以后战局好转，让欧阳伯伯来上海找我们。”我妈说：“这怎么知道以后的事啊！我怎么能丢下你欧阳伯伯一个人啊？”我说：“现在打仗，他随时都要去执行上面的指示，你们也是他的累赘。再说，你也可以劝说他和我们一起去上海。”我妈说：“这怎么可能啊？”我当时也不懂得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也只是想把我妈带回上海就好了。

欧阳伯伯毕竟考虑的周全，他见我主意已定，还反过来帮我劝说我妈，也答应时局稳定了，会到上海来找我们。

我妈总是流泪，还是不肯松口。

那天，看着欧阳伯伯坐吉普车开会去了，我手里攥着两盒“洋火”（现在叫火柴）走到我妈面前，跟我妈说：“姆妈，你要是不跟我回上海，我就死在这里！”

于是，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两盒火柴头拿出来，就往嘴里吞，我想用吞食火柴头自杀来逼我妈。

我妈开始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后来一看我吞火柴头，大惊失色，扑过来夺掉火柴盒，抱住我，大声喊：“阿天，阿天！你干什么？你想吓死我啊！”

一看我喉咙已经出了很多血，我已呛咳的说不出话，我妈急忙喊来佣人，让她找来士兵帮忙把我送到医院。

我妈也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欧阳伯伯，欧阳伯伯急忙赶到医院，看到他，我只是用眼神默默地盯着他看、一眨不眨。

欧阳伯伯沉默地看着我，许久后，他说：“阿天，我没想到你这样倔犟！好！我答应你，你妈和晨宝你都带回上海，照顾好他们，将来我去上海找你们！”

我轻轻点点头，长出了一口气，眼里流出了大滴泪水。

我终于可以把妈妈带回家了，我们从此有家了！

事已至此，我妈知道她不和我走是不行了！

听欧阳伯伯一直承诺说会来上海找我们，我妈心情好了一些，也就流着泪开始收拾东西，为离开台湾做准备。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我走了，台北又那么乱，我和我妈商量尽快启程。

（二十八）

我妈在台湾的时候认了个干女儿阿莲，她老公是基隆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的大队长、叫黄华。她们有个儿子叫黄文生，还很小，但活泼可爱，我很喜欢他。他也“舅舅、舅舅”的叫我。

平时我妈妈和她们走得很近，常去她家打麻将。

台湾“二.二八事变”结束了，我们准备三月二十六号离开台北。我们已经定了船票。

二十五号的晚上，这个黄华姐夫知道我们要走，打来电话，一定要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我知道那时还不太平，一到晚上8点以后要“宵禁戒严”，路上不能有人。

我急得要命，抢过电话说：“不行啊姐夫，晚上吃饭晚了，戒了严，走不了了，上不了船了！”我干姐姐则说：“没关系，吃完饭叫黄华送你们。”

我则是坐立不安，一股劲催促我妈。

临出家门的时候，我妈早已经哭成一个泪人。欧阳伯伯抱着小晨宝、安慰着妈妈，答应妈妈一定会到上海来找我们。

我妈依依不舍地和欧阳伯伯道别。

我走到欧阳伯伯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欧阳伯伯，谢谢您对我们的照顾！对不起！您多多保重！”

欧阳伯伯深沉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阿天，一定帮我照顾好他们！拜托了！”我重重地点头！

我妈哭的更伤心了！

上车时，欧阳伯伯拥抱着我妈，亲吻了小晨宝的脸颊，我看到了他强忍着的、眼眶里的泪水！

他一个急转身，挥了挥手，一句：“走！”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我扶着我妈上了车。

李副官把我们送到黄华家，挥手告别。

黄华和我干姐姐听我妈说了为什么和我返回上海的原因，黄华默默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干姐姐埋怨我说“阿天啊阿天，怎么说你好呢？你为什么呀？姆妈在这里过得多好，新爹地是个少有的好男人！”我低头吃饭不吭声，干姐姐叹气说：“唉，你呀！你呀！……”

干姐姐和姐夫都给我妈宽心：“姆妈，如果回去过的不好，还回来啊，我们都在呢！”

我妈只是流着泪频频点头。

聊着聊着就过了晚上8点了，我着急地说：“糟了，走不了了！”看看黄华，他却若无其事。

黄华送我们，没用车，一路走来，两边全是站岗的，这些兵都是守备大队的兵，见了他一路敬礼哪有阻拦？

黄华一直把我们送到基隆码头上。

我这才醒悟过来：“姐夫，这些兵怎么都朝你敬礼啊？”他微微一笑，说：“这都是我的兵么，怎么不向我敬礼？”

我恍然大悟，总算一颗心落在了肚子里。

凤宝姐的前夫金恕子，也叫酒家送了一桌酒席到船上，让我们路上吃。

我们离开基隆码头时听到部队军号声，国民党部队在枪毙人。

听说是一个国民党士兵抢了台湾人一包香烟，为了杀鸡儆猴，执行军法。

我妈最终跟着我带着小晨宝一起回到了上海 。

回上海以后，给小晨宝报户口，小晨宝随了我妈的姓，姓杨。

我很高兴，我们总算和妈妈团聚在一起，有个家了。

其实，若干年后想起来，我怎么那么混蛋呢？我丝毫没有考虑我妈的幸福，强行拆散了我妈的一家人！我很恨我自己！

（二十九）

我妈这个人，人缘儿特好，喜欢交朋友，她和我生父结婚以后，曾经在杭州和4个太太拜过干姐妹，我们孩子们都叫她们是“干娘”。

大干娘：她老公是杭州市商会会长，叫王竹斋。他是杭州市有名的名人，为了纪念他，杭州有条路就叫“竹斋街”。

二干娘：老公姓陈，她自己是个唱京戏的老生；

我妈排老三；

四干娘：我不太清楚。

还有几个虽然没有和我妈正式结拜，我妈也是让我们叫“干娘”。

一个是“汪裕泰茶馆”的老板娘，我叫她是“汪干娘”；

还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太太，我叫她“大吾子（大眼睛）干娘”。

另外一个苏干娘，她的老公解放前是伪政府杭州南星桥区的区长，家里很有钱。

苏干娘和我妈认识的时候，两个人都怀着孕。两个人就约定说：“如果我们生的是一男一女，我们就结成亲家吧！”

我妈生了我，是个男孩儿；苏干娘生了个女孩儿，起名叫“杭珍”。

我会讲话以后，我妈就让我叫苏干爷是“老丈人”、苏干娘是“丈母娘”。

我们从台湾回来以后，无处落脚，就住在苏干娘家。

苏干娘家房子很多，她们收拾了几间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住。

我离开杭州的时候是5岁，再回来时我已经19岁了。所以苏干娘的样子我记不住了。

那天，我们很多人在院子里乘凉，几个干娘也在。大家讲故事、讲笑话，很热闹。

我随口问我妈：“姆妈，我小时候不是有个丈母娘么？她去了哪里？”

“大吾子干娘”在一旁听见我说，笑了，用嘴努了努身旁的苏干娘：“喏，这不是么？这就是你丈母娘！”一下子搞得我脸红脖子粗。

我不知道杭珍当时也在场，挺尴尬的，杭珍站起来就走了，大家都在哄堂大笑。

后来听我妈讲，杭珍在“杭高”念书，认识了一个男生叫张奇，家里不同意，也不让她和张奇通信。非要让她嫁给一个姓宋的退伍军人，杭珍不愿意。

我妈也说我：“阿天，多少年前的事了，过去了，你们也是各有各的生活。再说我看杭珍身材不好，肯定不会生孩子、不好。”我说：“姆妈，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只是随口一问。”

我本来也没把这件事儿当真，我心里已经有我所爱，所以我在苏干娘家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很自然。

慢慢地，杭珍跟我亲近起来，叫我“大哥”，我叫她“杭珍”。

杭珍把她和张奇的事告诉了我，叫我帮助她和张奇通信，我同意了。

于是，杭珍给张奇的信都托我替她寄，张奇回她的信都写我的名字，我收到后再转给她。

后来这事儿终究还是被苏干娘她们发现了。

苏干娘不让我管杭珍的事儿。我妈也埋怨我，我只好作罢。

再后来我去当兵了，开始还和凤宝姐，阿馨（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杭珍都通信，但是部队在行军，地址不定，也收不到她们的回信了。加上我多年大起大落，所以杭珍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我2000年以后到了佳木斯，向二弟打听过杭珍的消息。

二弟告诉我说，杭珍最后还是和那个姓宋的退伍军人结婚了，1947年到1948年时听说在台湾，后来就不知道了。

这也是杭珍最后的消息。

（三十）

解放后，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按恶霸地主把苏干爷抓了。

那时群众押着他游行，给他手上戴的是纸做的铐子，但是不准他闹破，闹破了就打他。

后来搞运动的时候把苏干爷枪毙了。

苏干爷的财产被没收了、人被枪毙了，苏干娘啥也没有了，就来投奔我妈。

我妈那时也苦得很，我在达群哥那个工厂上班的时候，还能养我妈，后来我远离它乡，很多年音讯全无，我妈也没有生活来源了。

苏干娘来找我妈的时候，我妈也自顾不暇、没有办法，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做烧饼的光棍，是个苏北人。

苏干娘无奈就嫁给了他，跟着他生活。

那时，凤宝姐在徐汇区租了两间小房子，一间她和我前姐夫住，一间我妈住。

三弟维宝不愿意和我父亲住在一起，也和我妈在一起住。

我父亲在上海和杭州的房子产业解放初期都被人民政府没收了。

刚解放时，杭州市政府就是驻在我家那个两层楼的院子里。这座小楼在杭州市旧火车站那里。

我父亲没处可去，租了一间小房子独住。

我父亲晚年生活没有什么来源， 大太太死了，我妈离婚改嫁了、三太太离开了他，就剩他自己一个人了。

我父亲虽然以前是资本家吧，不过他爱国，还搞过不少慈善、也救助过抗日部队的伤员。

虽然历次运动没有幸免，但是命是保下来了，就是没有收入、孤身一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父亲经常被街道上的红卫兵戴高帽子游街、或是拉出去开批斗会，说他和恶霸一起欺负老百姓，反动本性不改；说他到过台湾就是背叛国家，是叛徒，让他认罪悔罪。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老了，饱经沧桑、风烛残年。

父亲刚开始不愿意连累我们，不到我们儿女家串门或者吃饭（我当时也不在），更别说常住了。想想，他的晚年挺凄凉。

后来他步履蹒跚、行动不便、确实困难了，也经常去找凤宝姐，凤宝姐知道他爱吃红烧肉，经常做来给他吃。

我三弟维宝在工厂里上班，他想上进，也痛恨我们的家庭出身，他觉得是家庭影响了他的进步，他向领导表示坚决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1968年的一天，凤宝姐做红烧肉给我父亲吃。

我父亲刚刚用筷子夹起吃到嘴里咀嚼，三弟就在边上恨恨地说：“真是资本家本性不改，过去就不劳而获剥削穷人，到现在还想享受！”

父亲听了这句话，红烧肉在嘴里转来转去，没有咽下去，身体径直往地下滑去。

凤宝姐哭着对三弟嚷嚷：“干什么你！爹地有个三长两短，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急忙和邻居把父亲送往医院，又托人去告诉我妈。

送到医院，我父亲已经不治。

他本来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结果就这样去世了。享年88岁。

我妈赶到医院，也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毕竟夫妻一场，虽然离婚30多年，面对生离死别，恩怨早已烟消云散。

回忆往昔，我妈扑过去握住了父亲的手，流着泪说“侬一路走好！”

凤宝姐告诉我说：“我气得把三弟捶打了一顿，爹地追悼会他也没有来，真是没有良心！”

这让我这么多年一直对三弟耿耿于怀！

我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跟前，没有见到他一面，只是凤宝姐告诉我说，：”父亲多年来一直问起你，`阿天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顿时泪如雨下！我好恨自己！

（三十一）

台北的继父渺无音讯。

生活要靠自食其力了，家里经常接一些“糊火柴盒”、“缝手套”的手工活，勉强度日。

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从十二人，到只剩招宝姐、凤宝姐、我、二弟、三弟、四弟六人。

招宝姐和凤宝姐是嫁出去的人了。

我和二弟、三弟有工作，我妈和四弟晨宝没有生活来源。

街道了解我们的情况后，按照党的政策，给我妈安排了“看水龙头”的工作。

那时，一块钱买10个“水子”，一个“水子”打一桶水。有人打水的话，我妈就能得到几分钱。

有时人家打了水拿不动，小晨宝就用扁担挑着送到人家家里去。

历尽沧桑，我才知道，我带给我妈的后半生是怎样一条难走的路！

且不说我带她回大陆对不对，单单她后来生活上的困难，经济上的拮据，就让我自责不已！

尽管我省吃俭用从每月微薄的不到四十元的工资里风雨不误地、发了工资的第一时间里给我妈寄十五块钱，多少年下来，我抽屉里的汇款单有厚厚的好几摞！邮局的营业员都认识我了！

但是这些，也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她的后半生带来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伤害！

曾经有的夜晚，我看到妈妈独自坐在窗前发楞，我看着妈妈斑白的头发，心里五味杂陈；

有时候，我妈也会到外滩，呆呆地看着江中的轮船，我在想，妈妈思念欧阳伯伯了，她多想乘船去对岸看看欧阳伯伯！她多想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

是我残忍地、自私地拆散了他们！我是罪人！今生今世，这个罪过我该怎么弥补？！我能怎么弥补？！

这么多年我还很内疚的是我还带回了小晨宝。

虽然我没有料到两岸从此隔绝、只能隔海相望，但是确实是我造成了欧阳伯伯他们父子骨肉分离的悲剧！

后来我也为人夫、为人父，可以想象得到欧阳伯伯晚年那种望眼欲穿、思念妻儿团聚的悲伤情景！

虽然他是国民党，两岸政见不同，但是晚年的他会多么孤独！多么痛苦！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我应该让我妈自己选择！我应该考虑到我妈的感受！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夜不能寐！肠子都悔青了！

但是我妈从来没有对我吐露过半句怨言！

只是有一次，她缓缓地、平静地对我说：“阿天，如果当年我不离开台湾，我就是国民党军属，是人民的敌人；我回到了大陆，我又是资本家的家属，也是专政对象！这就是我的命吧！怨不得别人！”

我顿时泪流满面，抱住妈妈，无以答对！

我妈也曾经给欧阳伯伯寄去了很多信，却都没有回音，欧阳伯伯生死不知、音信全无。

1979年，我妈去世了，我们在殡仪馆给我妈开追悼会。

由我念悼词，念到一半儿，我想起因为我，我妈到死都没有再见到欧阳伯伯，生离死别两茫茫，她带走了多大的遗憾！

我哽咽了，我痛哭了，我念不下去！

1987年11月

台湾实行了“小三通”，可以和大陆通邮了；

2008年12月15日

两岸隔绝60年后，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邮的两岸“大三通”全面启动，台湾、大陆宣告两岸“大三通”时代来临。

可惜这时候我妈妈已经去世了，她不能亲自去台湾找寻自己曾经的家，她不能亲眼看看欧阳伯伯是否还活着？如今生活、身体怎么样？

我一生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小晨宝此时已经是中年人了， 在大陆和台湾“三通”以后，他几次申请去了台湾，努力设法寻找自己父亲的踪迹和下落，无奈时间太长了，中间变故太多，都失望而归、没有结果。

（三十二）

有一年，我们全家去上海看望凤宝姐，我们一起去散步，走到南京东路拐角一栋很高的大厦下，凤宝姐停下了脚步。

这栋大厦楼下是一个很大的银行。

凤宝姐告诉我：“妹妹，这里就是我们家以前的店铺的地方，前面是店，后面是厂和家。”还又调侃说：“这栋高楼这么多的房子，如果能给我们子女一家一套就好了！”话语很酸涩。

的确，凤宝姐多年来是家里最孝顺父母、吃苦最多、最坚强的姐姐！

她为了照顾父母，给幼儿园洗过尿布、做过缝缝补补的活儿、给人家当过帮工，可是她仍然没有办法撑起这整个的家！

我们几个弟弟都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真的很惭愧！

凤宝姐待人很善良，人缘很好，里弄里的人都喜欢她，但是她的婚姻不幸福。

她有过三次婚姻，共有6个子女。

里弄里面照顾她，给了她一个街道工厂上班的名额，她还让给了她认为比她困难的母女，这母女俩后来生活好了，经常看望她，一直非常感谢她！

编 后 语

★ 以前我和先生拍拖8年，从未听他谈过具体家事。后来改革开放，我和先生去杭州出差，他带我去了他们家的旧址。

院子挺大，门口边有个长条形的、水泥砌的池子，有4个水龙头，供大家使用。

正逢夏季晚饭后，院子内有很多男男女女。有的在洗锅碗瓢盆、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下棋。

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我一副新奇、探询的样子，有人便用杭州话问：“侬找啥人？”先生笑笑说：“不找啥人，这是我家，离开多年没回来过，我来看看。”

一听这话，院子内各自忙碌的人“呼啦”一下子全都围过来了，有人惊讶的说：“侬家？”先生说：“是啊，你看这个小楼都是木质结构，有8根红木柱子，上下共8间房子。后院是个大花园，那里有口井，有个大池塘、还有一棵玉兰树、一棵柿子树。”

那些人听了频频点头，“是啊，是啊。我们来的时候就是你说的这样。”也有人说：“听说以前是一个姓张的老板住在这里，解放初期房子被政府没收了。”我先生笑着接话，：“是啊，是啊，就是我父亲，就是我们家。”并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众人。大家接过名片也客气地说：“幸会幸会！”

这些人很热情，听他们叙述说，刚解放时，杭州市政府在这里办公。后来政府从这里搬走以后，就把这里给了他们工厂。工厂把这栋房子隔开好几间，改造了一下，他们好几家人合住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他们还关心地问：“张先生，那后来落实政策，你们为什么没有把房子要回去？”先生说：“当时没收房子的时候我们子女年龄小，不懂得，后来我父亲年纪大了，去世了，房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弟弟曾经去过台湾，找我父亲的生前朋友，想证明一下我家的情况，但是年代太长了，也都年纪大了，有的失散了、有的不在了，也就没有依据。”

大家听了，还很替我们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