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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古垂后,本立道生

许慎与《说文解字

文丨张祎昀

放眼世界文字之林,汉字既是唯一存活至今的古老自源文字,也是唯一不断走向完善的表意文字体系。在这旺盛的生命力背后,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伴随着二者的生息,汉字才能不断发展。在汉字发展的历程中,甲骨文、金文、小篆古文字与隶书、楷书等今文字,在字形与构造意图上存在很大差异。古老文字与后世文字之间如何沟通?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历史信息又怎样传承?这就需要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便是为此而生。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他认识到文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重要作用,因而撰作《说文》,希望通过汉字的系统整理与说解,立文字之本以生文化之道。《说文》作为“小学实主中之主”,“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是中国文字学的里程碑;即使放到世界范围看,《说文》明确的理论意识、巨大的历史影响,在同时期的语言学著作中亦属罕见。这样一部奇书是如何诞生的?其影响又为何长盛不衰?这不光要从《说文》内部寻找答案,还要先走近它的作者“字圣”许慎。

早年志向与学术渊源

宅此汝濒,敢涉圣门

许慎的生卒年不详,至今仍有争议,本文从张震泽《许慎年谱》之说,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汉桓帝建和二年(148)。

《后汉书》对许慎家世的记载有限,仅“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一句,在《说文·叙》中有更详细的追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俾侯于许,世祚遗灵。自彼徂召,宅此汝濒。”结合二者可知,许慎将自己的祖先远绍于神农炎帝,近系于西周所封之许国。许国亡国之后,宗室流徙,有一支族裔定居在汝水之滨、召陵地方。但在此之后,许慎没有再叙述自己家世的显赫,他本人也未获得过爵位;其子许冲爵至公乘,尚不能免除吏民之徭役,仍属低爵。由此推测,召陵许氏仅是寒门,许慎是家中三子,并无特殊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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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画像

得益于发达的官、私学校体系,许慎在家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汉代十分重视民间基础教育,在普通乡村都设有“小学”,以供儿童农闲时就学;又尤其重视文字的普及与规范:自汉初便要求学童掌握数千字才能胜任基层文书工作,吏民上书陈情,若书写不够规范,还会受到检举。与此相应的,是汉代民间识字率与文化都达到相当水平,大大促进了钻研经典、求学问道的风气。许慎自然也不例外,在《说文·叙》中,他说自己“窃仰景行,敢涉圣门”,即在早年就已确定了研习儒经的志向。

许慎16岁时,也就是东汉建初八年(83),章帝下诏,命群儒选拔高材生,教授《左传》《穀梁传》《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典,以扶持绝学、广搜异义。正是借此机会,许慎得以在次年去往洛阳,追随贾逵继续深造。来到京城,许慎置身于东汉学术潮流的最前端,感受不同经学流派的碰撞与交融,并且从中溯源返本,开启写作《说文》的路途。

从逵问学,修学好古

汉代的显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自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以来,这便成为了学者参与政治的仕进之途。经学内部又分为今文、古文两大流派,有着各自的传承。面对秦朝之燔灭经籍,儒家保存经典的方式有两种途径:其一是记忆背诵、口耳相传;其二是于墙壁、地下等处藏匿经书。入汉以后,前者将口传的内容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形成了今文经学传统;后者则经由发掘、献书等途径重见天壤,以古文字的面貌呈现出来,是为古文经学传统。

不难想见,古文字记录的经书难认难懂、整理缓慢,因此最早立为博士的,都是当时较为成熟的今文经学家,这必然导致学术话语权的争端。就在许慎进京之前,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者,展开了一场经学大讨论,使得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地位大大提升。而在这场讨论中独领风骚的,就是许慎的老师贾逵。贾逵字景伯,是贾谊的九世孙,他从小就生长在太学中,勤学好问,时人谓之“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是古文经学传承谱系中的重要枢纽:其父贾徽博采诸家,集古文经学学说于一身,而贾逵又“悉传父业”,并在太学教授不辍。此外,贾逵治学并不限于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也十分熟悉,且擅长作文。因而贾逵能在经学论争中发挥极强的战斗力,成为学派领袖,“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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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逵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广博宏通的“通人”气象,这是古文学派治学的一大特点。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论述道:“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儒生的学风与通人相对,指的正是专守一经的今文经学家法。那么,古文经学如何能在不同经典中畅通无碍呢?这根本上还是由于其独特的治学方法。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古文学派治经需要从准确识读、解释文字开始,所以与任意发挥的今文学派不同,他们更加重视客观的语言文字基础,形成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风。经书文本由汉字记载,一旦正确解读字词,就能够一步步推及文意、经意,从而驳斥牵强附会之说。这种方法对于任何经典都是有效的,所以古文学派能够从校正、注释经籍出发,一步步占领学术阵地,最终形成融会贯通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慎来到贾逵身边,执贽问学。由于在家乡时对今文经学已有钻研,他很快便适应了经学研究的环境,系统地学习起古文经学的方法和学说。

师生情谊与《说文》成书

草拟字书,驳斥谬说

自17岁入都起,五六年过去了,洛阳丰富便捷的学术资源催化着许慎的成长,他逐渐成为一名兼通古今文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惊叹于通过文字解经的普适性,又逐渐察觉到,汉字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汉字发展到隶书阶段,象物性远不如古文字明显,许多原本的象形构件,甚至因笔画的方折变化而趋同易混,大大增加了误认、误解的可能。再加上汉人对文字的普遍重视,便产生了大量仅凭隶书字形说解汉字、附会己意的现象。许慎在《说文·叙》中描述了这种乱象:

壁中书……《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可见,虽然已经有古文经典、金石铭文等古文字的实物传世,但当时的学者并未完全接受这些难懂的文字,还认定隶书代代相传,就是仓颉所造的汉字。而依据隶书解说文字,就会闹出许多笑话,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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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些错误说解或许都像“滑为水之骨,坡乃土之皮”一样滑稽,但在许慎的时代却事关重大。汉代朝野都偏信阴阳灾异、感应谶纬等学说,因“刘秀当为天子”之谶而中兴的东汉更是如此。汉字解释的任意性,恰恰契合谶纬制造预言与应验的模式,更容易被利用来干涉政治。并且,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经出现了因不能正确解释汉字而误解法条、将童蒙字书的内容附会到历史叙事上的现象,这都会直接扰乱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种种乱象背后是名实关系的动摇与混淆。汉字本是文明进步、社会分工的标志,是通过概念映射外部世界的符号系统,如果胡乱解说汉字、打乱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就必将面临“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的混乱局面。正是看到任意解字蕴含的巨大破坏力,许慎才感到,必须在最根本的汉字说解领域确定标准、拨乱反正,于是决定草拟一部字书,“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这便是《说文解字》诞生的契机。

得睹秘藏,撰成《说文》

尽管批评了胡乱解字的乱象,但如何保证自己的解释不是另一种的谬说,成了摆在许慎面前的首要问题。不过,在数年的古学熏陶中,许慎也已摸索出救治此病的方法:“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说文·叙》)他认为,当时说解文字的主观性,主要源于缺乏“通学”的视野与“字例之条”的理念。而这恰恰是古文学派最擅长的两个方面:“通学”对应着经典文献语言的系统性,“字例之条”对应着汉字本身的系统性,二者互证,便能构成汉字说解中本体与功能相结合的系统性。在这个系统之中,就能够保证每一个具体的汉字都具有稳固的位置,并与周围的汉字形成关联。正如黄侃所说:“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当许慎具备了系统的观念之后,他的文字研究便渐渐脱离了经学之工具的附庸地位,迈向了汉字理论研究的领域,这是极为超前的创见。

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许慎踏上了漫长的写作之路,他渊博的积累和敏锐的语感都预示着这部字书的成功。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作字书的必要条件是尽量占有古今文字与文献材料,但东汉图书仍然较为珍贵,大多秘藏不宣。作为游学京城的学子,许慎一时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汉和帝永元八年(96),是年许慎29岁,贾逵受到重用,“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贾逵被安排兼管的“秘书近署”,就是东汉皇家的大图书馆。对于古文学派学者而言,管理、校读皇家藏书是一项代代相承的使命与殊荣,前有刘向、刘歆父子,后有贾逵、班固、许慎、马融等重要学者,都曾校理秘书。跟随着老师的荣升,许慎第一次踏进了东汉王朝的图书宝库,参与了东观藏书的校读,从而见到了大量经典、文字材料,扩充了对文献语义的储备,并对汉字形意结合的原理有了深刻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他每遇到疑问,便向贾逵请教,在今本《说文》中留下了17条尊称“贾侍中说”的印证,可见师生情谊之笃。

东观藏书的开放有力推进了许慎的写作进程,在短短4年后,《说文》的草稿便已撰成。许慎兴奋地在书后写道:“广业甄微,学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谊可传。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从中可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将对学者阅读经典产生极大帮助,补全了经学研究基础领域的空白,可以说是一部传世之作。因而,许慎特别挑选了永元十二年(100)正月朔日,也就是元旦这一天写下后记,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恰是公元100年。但是,这部历经10年草创的稿本,还没有来得及审定上奏,便被一场意外打断。次年,恩师贾逵匆匆辞世,享年71岁,游学拜师、没有正式官职的许慎,不得不就此离京返乡,暂且结束了集中写作《说文》的时期。

仕宦经历与《说文》定稿

校书东观,五经无双

古代士人道术多途,大体则曰仕隐二端,许慎34岁离京,最终走上仕宦之路。这或许是因为,此时正是汉安帝统治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国力强盛,正在缔造“永元之隆”的盛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追求出仕、一展抱负,是很自然的选择。

许慎虽然离开了洛阳,但并不落寞,甫一回乡,便被汝南太守张敏署为郡功曹。据应劭《汉官仪》记载:“督邮、功曹,郡之极位。”督邮是一郡之内的监察长官,功曹则负责人事举荐并有教化风气之任,这两个职位在太守之下,占据着州郡极高的地位。许慎的德行与能力都广为人知,担任郡功曹自是名实相符,他“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在3年后便因优异的表现而被举为孝廉。在东汉的选官制度中,举孝廉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人才的通道,也是获得正式官职的必由之路。据许冲《进说文表》称“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可知,许慎随即被名臣张禹辟为太尉府属官,后领南阁祭酒,即执掌太尉府文书档案的主官。在太尉府工作的6年里,许慎也始终没有忘记研治文字、发明典籍的初心,不仅没有放下《说文》的校定,还写下了如今已经失传的《淮南鸿烈间诂》《楚辞注》等注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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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的坚持与苦心最终获得了回报,在他43岁时,邓太后下诏,开启了新一轮的东观藏书校读。许慎再一次踏入皇家书库的大门,不同的是,此时他已经继承了恩师贾逵的志业,从追随者变为了引领者。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也参与了此次校书,他们无不为许慎的学识而感到赞叹,比如日后成为郑玄老师的马融,便“常推敬之”。当然,不同经本的互校亦势必引发新的学术论争,这也给许慎打开了新的视野,从而写下了综观五经文献、评论今古异同的《五经异义》。这部经学平议著作“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典礼之闳达,名物之章明,学者循是而讨论焉”,以博通精深、系统条贯的面貌力压群雄,为当时学者所宗,并给许慎带来了“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美誉。

许慎的影响力在撰成《五经异义》后达到顶峰,成为东观学者中的一流人物,这也为他修正、传扬《说文》提供了有利条件。据《进说文表》记载,许慎以《说文》“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此后学者在注释经典时也会参考、引用《说文》(如郑玄三礼注),可见其流布之状。不过,此时许慎还没有直接将书稿上奏,他还需要时间做最后的定稿工作。

还家隐居,成就《说文》

自再入东观校书过去了八九年,在此期间,国家在外戚干政之下又渐渐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即使如此,当权者也并未寻求改变。许慎的好友马融,就因数年前进谏触怒外戚邓氏,而被禁锢于东观不得升迁,这使得他虽然身在内府,却也能切身感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许慎52岁,“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全国发生如此严重的大地震,灾后处置与恢复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汉安帝下诏,由京城各府选拔能力突出、能够与民休息的办事官员,去填补地方上令、长、尉、丞等空缺,许慎是被太尉府选中的五人之一。从京城受选擢到地方,是东汉官员培养成熟的标志,但或许是厌倦了繁杂的政务与人事往来,许慎却没有接受任命,于同年称病还乡,从此隐居召陵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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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政治与经学斗争的漩涡,许慎终于能够专心完成《说文》最后的定稿工作。两年后,十五卷《说文》撰成,许慎命儿子许冲代为进献,在《进说文表》中这样写道:

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这段话追述了《说文》的撰述背景、目标与成书过程,将文字放到了认识世界、传承文化的根本位置上,以之串联起从经典文献到日用杂物的天地万象,可以说既是汉字汉语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是东汉精神气象的写照。因此,《说文》自然受到了重视,得以入藏官方书库,并列于许慎曾经校读过的那些典籍之间。《说文》历经30年终于成书,许慎的学术与思想亦臻于成熟。了却宏愿后,他便潜心在家乡授徒传学,不再过问政事。据史籍碑志记载,许慎晚年的学生中,还有从无锡、牂牁(今贵州省贵阳市附近)远道而来的高彪尹珍等人,可见其声名不减当年。

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许慎卒于家中,享年81岁。在他身后,只留下了《后汉书》85字的短短记载,《说文》这部奇书含藏的千载之秘,还有待后人发掘。

《说文解字》:汉字文明史上的不朽丰碑

《说文》凝结了许慎毕生心血,但由于不是直接的经学著作,《说文》在许君殁后产生的影响尚不如《五经异义》,在字书之外的领域回音寥寥。但当经学的时潮退去,《说文》这样基于语言文字客观事实的作品,才显现出恒久的价值,成为汉字文明史中承上启下的不朽丰碑。

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开始,历经宋代徐铉徐锴、李涛等人编校注解,至明代毛氏汲古阁印行大字本,《说文》代代传承,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进入清代,在回归经典、注重朴学的思潮下,“《说文》学”陡然崛起,著名学者王鸣盛的评价可以代表《说文》在清人心中的地位:

文字当以许氏为宗。然必先究文字,后通训诂,故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期与巅峰期,《说文》研究又是清代学术的重镇,在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大家引领下,涌现出了数百部专门著作,蔚为壮观。“《说文》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字学,其影响至今不断,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说文》一书深刻解析了汉字的基因,对于汉字文明的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贡献。

《说文解字》与汉字构形理论

《说文》取材于许慎所见的文字材料,基本能够覆盖秦汉时期的古今文字。其收字以小篆为主,在小篆字头下间或收入古文、籀文等其他字形(称为“重文”),其中小篆字头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个字形。面对体量这么庞大的汉字,该从何入手理其端绪?又该怎样统一地分析、安排繁杂的字形?从中又能得到关于汉字本体的什么认识?这都是前人从未面对过的问题。

许慎认为,分析汉字的理据就藏在它生长的年轮中。《说文·叙》这样描述汉字发展的大势: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追溯到汉字初起的传说时代,文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世间万物与社会生活,最早的字符便是以单独形体描绘事象的象形字;随着时代的进展、事物的增繁,许多复杂概念已不能直接图画,结合多个字符,或表形意、或示声音,便造出了新的合体字,文字就像和合孳生一般具有了无限的能产性。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以有象而可说、字因其合而可解,这也是“说文解字”命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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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汉字生成的模式,许慎便采用六书、设计部首,实证地分析、编排汉字。“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是上古学童启蒙所学的识字方法,但细目未具,许慎最早地详细阐释了六书条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使用六书分析,可以将复杂的汉字拆分成负担不同功能的构件,并由此解释整字的构造意图,理解其表达的词义;同时,又有不能拆分的独体字作为汉字构形的基底,提供着鉴别字形字意分析是否合理的标准。这样一来,个体的汉字之意可得而说,整体的汉字体系也得以建构。在分析中,自然会涌现出一批表意能力强、构字能量高的构件,它们能够串起大量汉字,实现物象与意义的聚合,正如人所聚居的部落—— 一批字便称一部,它们共同具有的构件便是部首:

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

通过部首统辖,原本杂乱无章的汉字变得条理分明,在字形聚合的统辖下,形成了一条条明晰的构意路径,向上可以联系形意生成的源头,向下可以随需制造新的字符。

就这样,《说文》通过两项顶层设计,系统地贮存、整理了小篆字形,并第一次描写了汉字的构形体系。据测查,《说文》中的所有汉字可由1937个不重复的基础构件组成,其中1923个为《说文》正篆,占99.28%,较此前、此后未经整理的汉字体系都更为严密自洽。同时,《说文》所收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在87%以上,已经能够反映汉字发展至今以形声为优势构形模式的特点。这都说明,许慎对汉字的分析及系统编排都有效地反映了汉字本体的特点,充分证明了古文字阶段汉字构形系统建构的成功。因此,《说文》成为了一座立于汉字发展节点的里程碑,对后世的字典编纂、文字规范、文字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文解字》与汉字文化图景

从本体上确定了汉字可以一以贯之地合理分析之后,对汉字文化图景的描绘便成为了可能。前文提到,许慎在《说文·叙》中立下“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万物咸睹,靡不兼载”的宏愿,不仅要对汉字构形、构意进行系统的解释,更要以汉字映射万物,以汉字反映天地间的人文秩序。那么,许慎是如何“理群类”以至“万物咸睹”的呢?

首先,许慎为《说文》设定了两个端点,以之表征生生不息之理。“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一”与“亥”分别是《说文》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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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卷一上·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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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怀子咳咳之形……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卷十四下·亥部)

“一”是最为简单的汉字,也有最先、最初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天地万物的初始状态,是大道生成一切的征兆。而“亥”则是十二地支的最后一位,许慎将它解释为“荄”,即草木之根;同时,古人常将“亥”解释为“阖”、“核”(含藏)等义。这些解释并不矛盾,因为根源处既是天地万物的归宿,又是全新生成过程的起点,所以许慎将“亥”字的字形解释为夫妇生子的形象,以生命的承继象征万物的生生不息。这样一来,两个字便完成了《说文》整体的闭环,使其中的汉字不再是单一的线性序列,而是形成了首尾相连的循环结构。

其次,许慎通过部首的设立与系联,在生生之道下搭建起“天—人—地”的世界框架。《说文》部首体系建构的原则是“据形系联”,根据构形、构意系联得到的部首图谱中,形成了一个个物类的聚合,在这些聚合里,有三个明显的节点:“一(天)”“人”“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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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卷一·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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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象臂胫之形。(卷八·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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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之数也。从偶一。(卷十三·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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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卷十三·土部)

显而易见,“一”与“天”处在全书的开头,“人”处在中间、而“二”“土”被安排在末尾,正构成了典型的天人关系图式:天之生成在上、地之化育在下、人之赞助在中。这种主动的安排,也可以在《说文》的其他说解中找到印证,如:“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对“三”与“王”的说解,正说明许慎通过部首编排建构天人框架、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动性。在这一框架下,世间的万物便经由汉字对号入座、秩序井然。

最后,许慎通过辖字顺序的排列,在部首内部复现了具体自然、人文事象的条理。《说文》之中记载了万事万物,却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通过汉字的顺序表彰事物及相关概念的结构。在部首中,大体可以分为自然与人事两类,二者有着不同编排原则。我们以《水部》《口部》为例归纳如下:

自然类以水部为例,468个以“水”为部首的汉字,大致按以下顺序出现:①各种江河湖海的名称,如 “涪”“潼”“浙”“滇”等;②水流的状态样貌,如“洪”“洚”“涓”“混”等;③水中、水边的沙石陆地,如“沙”“濑”“浦”“沚”等;④人造的水道,如“沟”“渠”“决(決)”“沃”等;⑤与水相关的运动,如“渡”“泳”“潜”“泛”等;⑥降水与干涸等现象,如“溟”“澍”“涸”“消”等;⑦人对水的处理行为,如“汤”“溢”“涤”“沐”等;⑧其他与水相关的汉字,如“汗”“泣”“漏(计时器)”“澒(水银)”等。

人事类以口部为例,180个以“口”为部首的汉字,排列如下:①口部与口部动作,如“吻”“喉”“吞”“嗌”等;②儿童的啼哭言笑,如“呱”“啾”“?(小儿有知)”“咳(小儿笑)”等;③进食相关汉字,如“啜”“噬”“含”“哺”等;④气息言语相关汉字,如“喘”“啍”“名”“问”等;⑤气息言语之病,如“吝”“哀”“潼字五行属什么寓意潼字五行属什么寓意与含义”“嗼(“嗼”即“寂寞”,人死而寂静无声)等;⑥动物口部相关汉字,如“吠”“啄”“唬”“呦(鹿鸣)”等。

可以看到,自然类汉字编排由物及人,《说文》先列与自然物本体相关的汉字、次及类似的事物、再及人造物或人的行为、最后是其他相关事物;人事类汉字则由人及物,先是与人相关种种事物(其中又有人的生命周期、褒贬等次序),后出非人的相关字词。这两种编排原则,分别符合对于自然与人事的认识顺序,实事求是地将汉字所反映的世间万象组织了起来。

此外,《说文》中也保留了汉代人文思潮的痕迹,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汉代思想。如设立540部,可以分解为6×9×10的因数,其中6是阴向阳转变之数、9是阳向阴转变之数、10则是完具的成数,这是为了符合阴阳和合、完整和谐的术数逻辑。又如《说文》对于数字、天干地支的代表字都有特殊的人文说解,还将其中一些设立为没有辖字的光杆部首(如上文提到的“亥”“三”两字),也是为了凸显它们在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

经过如上编排,《说文》内部便通过汉字反映了一整套关于大道生生、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的人文世界体系。任何外在事物都可以通过汉字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与周围事物发生广泛的关联,汉字、概念、事物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便是许慎通过汉字看到的文化世界,因而《说文》也是汉字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揭明了《说文》所展现的宏观汉字文化图景,便能够更深刻地感受汉字与中华文明的血肉联系。把握了总体的科学原则、文化精神,具体汉字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自然也可以通过《说文》解析,而且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此便不再赘述了。

结语

许慎及其《说文解字》,是汉字与中华文明伴行而催生的奇人与奇书,其影响是深远而历久弥新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说文》在具体的字形、说解与体例上仍有缺陷,特别是古文字学兴盛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古老的汉字字形修正《说文》的疏失。但是,《说文》对汉字发展趋势的超前判断、对汉字构形体系的构建证实、对汉字构形分析方法的创建,价值都远远超越了个别疏误,自是瑕不掩瑜。正因如此,后人最终确定了许慎的“字圣”地位,并通过建立许慎文化园、举办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等方式,纪念这位冠绝古今的文字学家。而《说文》也在不断融入当今时代,通过信息化等媒介手段,继续发挥着其对汉字研究的指导性价值。

(本文注释已略去)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2年第4期

封面专题“汉字的前世今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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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祎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2021级博士研究生,训诂学专业。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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