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半岛地区,山川事物命名,与“莱”字相关的较多,地有蓬莱、莱州、莱阳、莱西、等县市,山有莱山、福莱山、之莱山等,而贯穿南北的胶莱河,更是构成了胶东半岛和内陆的分界线。
胶东半岛古时属莱国领地,又称作莱夷,在我国古代,“夷”字是针对中原以外的东方部族们专用的蔑称,如莱夷、淮夷、鸟夷、牟夷、湡夷等。
自商代至秦,名称中挂“夷”的方外小国们,无一不是屡遭“五霸七雄“等”上国”的征讨,并相继亡国,公元前567年,莱国为五霸之一的齐国所灭,辖地也遭侵吞。
对于原属莱地的胶东半岛,即便是“归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地位仍相对低下,对此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曾有过立场鲜明的“地域黑”。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时 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 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
—— 《孟子·万章上》
译成白话是,咸丘蒙向孟子请教时问到:“我听说‘具备超凡道德的人,君主不能把他当作臣下使唤,父亲也不能把他当作儿子看待。’舜做了天子后,尧率领诸侯朝见他,瞬的父亲瞽瞍也跟着一起跪拜。舜见了父亲瞽瞍,神色很不安。而孔子的看法是:‘在这个时候,天下真是危险到极点啦!’不知祖师爷真的说过这句话吗?”
孟子回答说:“不对,这种鬼话不是出自什么正经人之口,这是齐国东边乡下人说的话。尧年老后,由舜代替行使天子职权,《尧典》中记载,直到二十八年后,尧才去世,群臣如同死了父母一般,服丧三年,天下不闻音乐之声。’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没有两个帝王。’(如果)舜当时已经做了天子,却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这就同时有两个天子了。
通过两者对话,可见孟子对于胶东地域的整体评价不高,“地域黑”的同时还歧视着劳动人民,“齐东”便是齐国的东部的原莱国地区,至于“野语”则是指乡野地区流行的粗鄙语言。
孟子的言行中,对于农民的蔑视情绪毫不掩饰,从此也形成了一个针对胶东地区的侮辱性成语,叫做“齐东野语”,该成语的释义是比喻荒唐而没有根据的话。
数千年的沧海变幻,历史演变,现如今的胶东方言,同古“莱国”语言尚存有多少关联,已无从考证,在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将胶东方言划为胶辽官话,又称莱语。
胶东青烟威三地,共计下辖28个县市,且不说各县方言各异,即便是首尾相连的各自然村,也存在“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差异,语言这种事物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千百年来,它随着朝代的变迁,民族的交融而逐渐演变。
在古时农耕社会,由于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一代或几代人仅在家乡生活,毕生未曾远行的现象较为普遍,封闭固定的生存环境,逐渐形成了一些当地特色的“俚语”,这些土到掉渣渣的当地特色语言,一部分是居于劳动人民的生活习性,自创而来并口口相传,有些却大有出处,细细追溯之下,甚至是记载于经传之上,流产至今的古汉语。
“脰枕”
胶东地区称枕头为“脰枕”[dòu zhěn],“脰”字的释义是脖子;颈部,关于“脰”字的应用,较早见于《史记》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於树枝,自奋绝脰而死”。
——《史记》
“脰枕”一词,更能表现出“脰”在枕上,相对于“枕头”一词更为直观形象。
“噘人”
胶东地区称“骂人”为“噘人”[juē rén],此种说法虽胶东地区应用最为广泛,但非独有,影响范围经由山东内陆辐射至河北等地,相传在较远的川蜀地区,局地也有类似应用。
“噘”字系由“讦”[jié]字演变而来,“讦”字的释义是“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别人的隐私”。
中国儒家学说《论语·阳货》篇中,孔子问贡:“锡也有恶乎?”子贡曰:“恶讦以为直者。”
译文是:孔子问弟子子贡:”你也有所厌恶吗?”,子贡回答说:“厌恶揭发攻击别人的短处来冒充正直的人”
“剺开”
“剺”,[lí],“剺”字释义为割开,划开的意思,泛指用较为尖利的刀具割裂某种事物。
“剺”字在胶东地区的应用,多见于街头斗狠时相互威胁的语言,如:“我剺了你个婢养的”。
通常事物需要“剺开”时,操作者普遍小心翼翼,防止出现误伤,“剺开”的应用,迥异于菜刀切开,斧头劈开等,“剺”字同样是自古汉语流传至今,仍在应用的典型。
思勖鸷忍,敢杀戮,所得俘,必剥面、剺脑、褫发皮以示人,将士惮服,莫敢视,以是能立功。内给事牛仙童纳张守珪赂,诏付思勖杀之。思勖缚于格,棰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
———《新五代史》列传 宦者传
诸如胶东地区上对于昆虫“蝉”的命名
近一百年,胶东地界上“蝉”的品种较为固定,共计有四种,按当地赋予的命名分别是“节流”、“嘟两儿”、“温呦儿”和最小的“滋子儿”,每一个品种的蝉,都有对应的单独命名,但实际上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叫了许多年,读音都知道,却是谁也不能确切的把读音对应的文字写出来。
首先“嘟两儿”是蒙古寒蝉,在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欧阳修所做诗词《绿竹堂独饮》中,有一句“前有万古后万世,其中一世独虭蟧。”,诗句中提到的“虭蟧”[diāo láo]便是蝉,同时也正是胶东地区被称作“嘟两儿”的那种蝉。
我曾长时间认为,之所以叫“嘟两儿”,完全是因为它的叫声特点,了解它的学名后,更坚定了这种看法,“都两儿”同“虭蟧”的发音本就接近,可见古人在为蒙古寒蝉命名为“虭蟧”时,也是充分的参照了它的叫声特点的。
其次是胶东人口中的“节流”,这是最为常见的蝉类,学名叫做“黑蚱蝉”,中国辞书之祖《尔雅》中的《释虫卷》里最早对蝉的命名为“蜩”,
清嘉庆年间,栖霞著名学者郝懿行所
撰写《尔雅义疏》中提到:“蜩” ,“今 黄县 人谓之蛣蟟, 栖霞 谓之蠽蟟[jié liáo],顺天谓之蝍蟟,皆语音之转也。”
又诸如胶东地区上对于昆虫“蟋蟀”的命名
犹记得早些年,家乡还种地时,农历九月是秋收的时节,那时成片的苞米秸杀倒后,漫坡遍野的蟋蟀便没了藏身之地,大人们在田间挥汗如雨的劳作,孩子们则是满地乱窜,捕捉那种身强体健的雄性“促蛛蛛”,装在罐头瓶里让它们捉对厮杀。
蟋蟀的“促蛛蛛”这个名称,严格来说倒非胶东地方俗称,在中国古时蟋蟀的学名叫做“促织”,三国后期,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陆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该书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性质类似,同样是一本对古籍进行注释描写的专著,陆机对于《诗经》中的“蟋蟀在堂”篇的注解中提到:“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 楚 人谓之王孙, 幽州 人谓之趣织(即促织),督促之言也。俚语曰:“趣织鸣,嬾妇惊’”
由此可见,近两千年以前,古时幽州地区便将蟋蟀称作“促织”,而彼时的山东属于“青州”,同幽州交界,大概率胶东蛐蛐儿的学名也同幽州一样,也叫是“促织”,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进而逐渐演变成“促蛛蛛”这个更为通俗上口的叫法儿。
胶东方言中,出自古汉语并沿用至今的词语,不胜枚举
“敢莫”(莫非)“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艷艷,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 现,遇此圣也?”——《西游记》
“釜台”(烟囱),“釜”古代的炊具,用于蒸煮,是锅的前身,“台”是指平而高的建筑 物,“釜台”便是由此而来。
“逮饭”(吃饭),自“啖”字演变而来,“啖”古代便是“吃”的意思,
“夜来”(昨晚),禅者咄曰:“教汝传持大教,代佛说法,夜来为甚麽醉酒卧街?——南宋 《五灯会元》
“宾服”(臣服、佩服),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庄子·说剑》
“筲”shāo(水桶),权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唐《七爱诗·李翰林》
胶东三地中,莱阳、莱西两县的方言特点较为鲜明,近年网上盛传山东人喜用倒装句,然而莱西方言中不仅涵盖了倒装句,还大量应用了倒装词,以及儿化音,最为耐人寻味的是莱西莱阳两地方言中,将“白”念做 [bó],“黑”念做 [hē],这在胶东乃至山东范围内,几乎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然而远在湖北和湖南的许多地方,对于“黑”“白”两字的发音,却同莱西莱阳两县类似,不仅也是将“白”字念做[bó],就连跟“白”字读音类似的“百”字也读作[bó]。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全国范围内半数以上的地区,又把应该念做[bó]的“伯”字,偏偏要念成[baí]的读音。
类似情形多见于京剧中的语言,例如武生戏剧《挑滑车》中,高宠的经典切口“看前面,黑[hē]洞洞,定是那贼巢穴,俺不免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又比如老生戏剧《文昭关》中,“伍子胥一夜须发皆白[bó]等等。
京剧源起自道光至咸丰年间,由和春、春台、三庆、四喜,四大徽州戏班进京后,同秦腔、汉调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最终形成的,京剧语言中那些声、韵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字,专业的称谓叫做“上口字”。
所谓“上口字”是京剧念唱中的古音、方言字,古音来自“中州音”方言来自鄂、皖、豫、苏等地,又称作“湖广韵”
换而言之,传统京剧中某些字的读音便是按照南方的方言来读的,因为京剧原本就是来自南方,而戏曲传承自身又具有严格体系,技艺授受中各角色的,动作、服饰、对白、唱腔等都是循规蹈矩、依章而行的。
戏曲传承中的这种循规蹈矩,反而保留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有利于从中发掘古人生活的习性,语言等,虽然无法等同于胶片拍摄下来的纪录片,却也是一种相对有力的参照物,诚然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
比对京剧的“上口字”,可以发现许多字的发音同胶东方言存有共性,如“上口字”中将哥读[guō],科读[kuō],“龙”读[lióng],“勺”读[shuó],这些字眼的读法至今仍常见于胶东地区的老年人。
普通话语系中,z、c、s是不与齐齿呼、撮合呼的韵母相拼的,但京剧“上口字”中这种现象却较为常见,例如把箭读成[ziàn],厢读成[siāng] 宣读成[sǖan]娶读成[cǚ]
这种读法又同黄岛地区的部分方言十分相似,黄岛“薛”姓一族为当地大姓,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黄岛方言中称呼薛姓人,通常将“薛”读作[suē],当地年长者喜将年轻人称作“青年”,“青”字也是读作[ciēng],口音特色鲜明,极其类似于京剧中的“上口字”。
黄岛薛姓乃祖为阳武侯薛禄,为明朝明永乐时期著名将领,据【薛氏房谱】记载,其父薛遇林祖籍陕西韩城,洪武二年迁至薛家岛聚居立村,由于是自陕西方向迁来,且时间又是洪武初年,较大概率与明朝初期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有关。
在即墨、蓬莱、莱西、崂山等地的多处自然村,族谱上皆记载有常遇春屠尽山东军民的说法,《蓬莱县志》中也有记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
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无一例外要经过百般厮杀,在尸山血海中建立起新的政权,元明两朝交替时也不例外,常遇春屠山东的事迹,虽未见于《明史》,但推敲之下也并未无此可能。
山东先于1127年沦陷于金国,南逃者众多,后又被元朝统治至1368年,前后被游牧民族统治长达二百四十多年,以至于大幅下降。
二百四十年几乎等同于一个满清王朝的统治周期,如此漫长的时间,足以将山东境内所剩不多的住民彻底奴化,令他们淡忘自己的汉族血统,在游牧民族给予的狭窄生存环境中生存。
诸如武当派开山鼻祖张三丰,出生地位于辽东懿州,因彼时辽东为蒙古所治,是以张三丰毕生都自持为“大元子民”,至元朝灭亡后,云游四方时尝自称“大元遗老”。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寻求道家养生之丹方秘技,曾屡次召见,张三丰都推脱不出,为的便是以全仕元之节。
通过张三丰的民族观念,也能侧面折射出部分当时的社会背景,因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当一个崭新的汉族政权——明朝,建立的初期,实际上并不能引发当时山东原住民的民族情怀,毕竟能够“守家待业”,过一些相对安稳的生活,是刻画在每一个山东人骨子里的情怀。
因此,当明军大军压境时,山东不仅没有出现“箪食壶浆”南迎王师的局面,反而随同当时的元朝统治者,同朱元璋的军队展开了“保卫家园”的激烈厮杀。
由此可见,胶东地区的县志和诸多家谱中关于常遇春血洗山东的记载,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明朝政权稳定后,为了充盈山东人口,曾数次组织移民迁入,
其中包括大量驻守云南“乌撒卫”的戍边将士,调防山东的兵户人群构成复杂,籍贯各异,涵盖湘、鄂、皖、豫各省人口,以及大量战乱时南逃的原山东籍人口,在胶东沿海各个卫所屯守,并生息繁衍。
就目前的胶东地区方言来说,是山东地区原生土著、游牧民族、以及中国南方地区省份融合在一起的语言,很难讲是原有山东土著更多的同化了外来人群,还是大量涌入的外来人群最终兼并了最初的胶东方言,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毕竟自宋亡至明初,几百年间山东人口锐减,是个不争的事实,否则也不会出现“大槐树”移民和“乌撒卫移民”来充盈山东人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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