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里取男孩姓名（四书五经里内涵男孩儿名字）

崇祯元年（1628年），江西临川知县张采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不久前，张采收到了两位好友吴昌时和张溥的信。在信中，张、吴二人希望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对临川县人艾南英加以重罚。

要知道，艾南英可不是普通人。他与临川人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曾因深恶痛绝八股文，严厉抨击魏忠贤，被时人称为“江右四大家”，妥妥的文坛领袖。

可更令他头疼的是，告状的吴昌时和张溥除与自己感情深厚外，还都是当时著名结社组织“复社”的发起人。复社有“小东林”之称，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自称张溥门人者万余人，影响力绝不弱于艾南英。

既然两边都是文坛大咖，那他们到底因啥事结怨？

说来也好笑，张溥给张采的信里，直接道明了缘由：“阅艾千子（南英）房选，显肆攻击，大可骇异。吾辈何负于豫章，而竟为反戈之举！”

房选，就是文社成员为了“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而专门撰写的书籍。说人话，就像当今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一类的教辅书。

按张溥的意思，艾南英在编写教辅材料时，除了针对科举八股文写作的专业分析外，竟然还夹杂着许多攻击友商同行的过分言论。

市场“蛋糕”就这么大，因为自己的辅导书销路不好，遂动用关系网，找人告状和封杀，这正是张、吴二人的用意所在。

明末教辅行业的这起内讧，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我们观察古代科举制度，撕开了一个幽暗的口子。

纵观今天的教培行业，似乎无人能逃过曲一线、薛金星、王后雄、任志鸿、荣德基等“五大梦魇”打造的课外教辅结界。

似乎唯有穿越回古代，方得一片安宁。

然而，历史的残酷在于，只要你参加科举，就不可能逃得过科举教辅与科举培训班的双重“涡轮增压”。

万千试图通过参加科举改变命运的士子们，都抱着与当代家长相同的心态——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于是，一些聪明人早就发现了商机：撰写教辅图书。

作为科举教辅史上“吃螃蟹”的第一人，白居易给天下学子普及了他的《策林》。这是一本类似于历年必考真题集合的书籍，里边有不少是白居易本人备考科举时使用过的绝招。

▲白居易，图源/网络。

当年，白居易29岁中举，意气风发。放榜当日，他就跑到长安大雁塔下去炫耀自己的战绩：“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这个岁数，在讲究“三十而立”的古代，老大不小了。可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考战场上，确实是算“少年有为”，值得骄傲。

但嘚瑟归嘚瑟，唐朝首都长安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商贸繁荣，房价颇高。就连唐玄宗时代的“盛世宰相”姚崇，手握重权多年，也没能在长安城给自己分出一套“福利房”。所以，还没看见仕途曙光的白居易，立马陷入了难以启齿的窘迫境地。

于是，一咬牙，决定将这些年的备考心得，全部解析出来，汇编成册，取名《策林》，供天下士子“付费阅读”。

白居易发现，唐朝科举进士科的重点和难点是策论。

所谓策论，大体上就像今天的高考作文，在考试中占比较高，主要考核应试者的诗赋才学。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白居易就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方面专门写了七十五篇范文，告诉诸位末学，如何作文才能拿高分。

有趣的是，第一个通读白居易备考宝典并考出佳绩的人，居然是他一生的挚友元稹。

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拿到做官的“门票”。进士们还得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才能正式授官。当时，准备应试做官的白居易和元稹恰巧搭伙住在了一起。元稹于是有幸读到了那本通过率100%的真题集合，最后竟然在中书判拔萃科中比白居易略胜一筹，高居榜首，顺利做了官。

这还不够，刚刚改变命运的元稹，很快又攀上了人生高峰，迎娶白富美，成了高官韦夏卿的“上门女婿”。

一见兄弟元稹脱胎换骨，白居易又发奇招，就吏部试等制科类考试，改写了一部破题“红宝书”——《百道判》。与前作《策林》相近，这本书一经面世，大受好评，连官方都专门站出来为白居易打CALL。

比起将全部“赌注”押在猜题上，一些士子更相信“慢工出细活”——只有通过系统地培训学习，才能在未来的考场上稳定输出，取得优异成绩。

当天下士子沉迷于白居易的猜题宝典时，唐朝文人李宽却跑到了湖南衡阳城北，于蒸、湘、耒三水汇聚的石鼓山上，开了一所“石鼓书院”，立志做化外大儒。

▲石鼓书院，图源/图虫创意。

当时天下的书院，大都以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为蓝本，“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专注于各类儒家学说的收集、编写与整理，基本与科举授课无关。李宽却不想走“寻常路”。他利用手上为数不多的闲钱，特地在书院附近盖了几座“精舍”，静等学生上门拜师求学。

但李宽的超前规划，一时未能打动士子们躁动的内心。

直到唐朝晚期，政局不稳，战争多发，官府办学断断续续，许多士子失去了稳定的学习环境。这时，处于山水之间的“化外”书院，像李宽开的石鼓书院，终于变成天下士子眼中的“香饽饽”，迎来了生源大爆发。

进入宋代以后，石鼓书院仍高居当时名声最响的四大书院之首。其在科考校外培训上的实践，堪称时代先锋。为了让更多士人享受VIP科举辅导，石鼓书院先后请来了理学鼻祖周敦颐，“东南三贤”之二的朱熹、张轼等当世大儒长期开设专题讲座。

模仿“石鼓模式”，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也先后邀请各派大儒到院讲课，掀起书院输出科举人才的新高潮。

整个两宋时期，学儒之人扎堆书院，谋求振兴讲学产业，打造自家品牌，以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为己任，大力响应政府“学而优则仕”的号召。而大量儒师和学子涌入书院讲学、听学，则必然带动书籍出版与阅读的繁荣。

恰好，北宋人毕昇首创胶泥活字印刷术。每个字模都可以单独拿出，与其他文字拼凑在一起，变成完整的句式、文章，直接促成民间印刷业突飞猛进。按沈括的话来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主客观条件双重加持，使得宋代教辅产业如虎添翼。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现实中对科举嗤之以鼻，曾慨言道：“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不过，对于科举辅导和培训，他却乐此不疲。

他当初邀请名儒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课题时，就曾借讲课之机，提出“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之为士者固不能免于此”的言论。意思是说，科举仍是读书人唯一出路呀，大家还是要好好考。因此，朱熹讲学，注重儒生举业。

▲白鹿洞书院，图源/图虫创意。

事业做大后，朱熹也不甘人后，在老家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先后盖了寒泉精舍、紫阳书院、竹林精舍等，自任校长兼总教官。

作为朱熹的竞争对手，同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认为，科举的发展是书院兴旺的土壤，科举考试完全可以与招生讲学结合起来。

在给朱熹的信中，他提到，“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却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就是说，科举还是要一群人一起学，才能有好效果。因此，他提倡到他那里补习的学生，“十日一课”。

他应举的策略也与白居易类似，将争取分数的比重放在策论作文上。

他要求，凡找他补习的学生，无论文字基础如何，必须做到“时文十日一作”，也就是十天写一篇时事作文。练就文笔的同时，也能更熟悉朝廷各项民生政策、时要军机。

但这还不够。

吕祖谦最后祭出大招，学习白居易，以讲学的丽正书院为名，出版了金牌导师吕先生墙裂推荐的押题法宝“小黄书”。

该书在市场上以黄帛包裹，因此通称黄册子。读书人盛传，只要得到这本“文林秘笈”，就算考不上进士，也有概率做官出人头地。

吕祖谦一顿操作猛如虎，却给朱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有了黄册子，谁还愿意去听朱熹那种效率较低的讲座呢？于是，两大金牌导师暗生矛盾，暗自较劲。

吕祖谦严禁弟子与非士人的“短打”为伍，朱熹便批判说，这严重违背了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原则，老吕不适宜教书育人。

吕祖谦十分喜爱苏轼的文章，没事就叮嘱弟子们多阅读、多模仿、多抄写苏文，朱熹便批判说，不应该看苏轼的作品，因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

可朱熹嘴上骂着吕祖谦，“身体却很诚实”，把自己的长子朱塾送去当吕祖谦的学生。出门前，他特地叮嘱儿子，到了丽正书院，见着吕先生，必须“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东莱先生吕祖谦，图源/网络。

最终，在吕祖谦的教导下，朱塾也成为一代名士，入朝为官。老吕还是有一套。

眼看书院发展如此兴盛，皇帝也坐不住了。

书院虽然刺激了宋代文化产业一片向好，但书院再好，都是“私立”的。民办学校人人叫座，官办学校可就难搞了。

宋朝官府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入股书院。

官府首先将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的名额，收归国有，允许名儒竞聘上岗。其次，凡进入书院学习的考生，均可以在书院中享受类似正式科举的“一模”“二模”，每次考试成绩都需经过官府认证的训导审核。模拟考成绩好的，奖金不在话下。通过这些福利政策，进行“掐尖”招生。

官府的干预，到底还是打破了原先书院发展的模式。

不过，士子们举业辅导不一定非得通过书院进行。在一些偏远地区，科举课外辅导可以通过乡校、家塾、舍馆、书会完成。到了南宋晚期，这一类小规模辅导班，“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也确保了僻远落后地区的学子，有机会参与到科举考试的公平竞赛中来。

事实上，就读乡间学校或家塾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书院儒生。

宋人记载，这类辅导班有着骄傲的育人成果，“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补中舍选”，就是考上太学，成为国家的官学生，是另一种入仕当官的好路子。

时间来到明清时期，官方的科举取士途径不再像唐宋那样五花八门。无论贫富贵贱，只能通过科举入仕。从乡试、会试、殿试逐级过关斩将，夺取科举金字塔顶的那颗“明珠”。

所以，科举辅导班也好，教辅书籍也罢，比前代更受欢迎。

明清以后，科举命题始终围绕四书五经展开。每逢大比，官方都会将乡、会试的优秀作文，选刻成书，取名“小录”（清代则称“闱墨”），免费刊行，供需要的考生阅读。

当然，“小录”或“闱墨”收入的只是考中进士者的卷面作文，没有“专家评析”之类的具体评点，书商们于是从中发现了商机。

精明的书商花重金请了一批金牌塾师，专门编写更有针对性的教辅材料。内容以四书五经等科举大纲为主，从中间挑选部分篇目进行模拟押题，再从官府手中购得当年优秀儒生的中式文章，请塾师多加评析，形成一本八股文范文集，取名“时文”，转手卖给有需要的考生。

“时文”让诸多士子看到了入仕的捷径。他们纷纷摒弃原始教材，转身攻读此类教辅材料。

不过，这种通读“时文”的方式，有点像今年高考作文题提及的“棋手境界”。如果初学者没有打好“本手”的基础，一味追求捷径，主修创新的“妙手”，难免会因基础不扎实、理论不通，而下出貌似合理，实则从全局看会有受损的“俗手”。

所以，从学术进阶的角度，明朝中期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就严厉驳斥这类“舍本逐末”的治学行为。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他希望朝廷能够将《京华日抄》《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之类的科举教辅聚而焚之，永绝其根。

但在浮躁的学风下，没人理会这位老儒生的合理建议。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图源/网络。

直到明末，科举时文的编纂始终是出版业的一大支柱，许多文坛大咖包括前文提及的艾南英、张溥等人，均曾以“教辅名师”之名驰骋其间。

与此相适应，书社也应运而生。

从形式上看，明清的书社除了自带出版功能外，最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结社读书。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应试学习小组。

或许就像前辈金牌导师吕祖谦所言，科举应试还是得一群人一起学才更有效果，因此自从书社在民间形成一定影响力后，从中走出来的科举名家不在少数。诸如顾鼎臣、王世贞、杨慎、袁宏道、许国等，纷纷从书社中脱颖而出，博取功名，成为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

时光流转，如今回看这些科举往事，有时熟悉得让人感叹今夕何夕。

正如一时得失，从来并非人生终局。从书社中脱颖而出的明朝状元杨慎，金榜题名后，意气风发，却不为帝所喜。卷入嘉靖朝“大礼议”事件，遭杖责罢官，流放云南永昌卫，终老于此。而那些生前饱受煎熬的“落榜生”，如李时珍、蒲松龄、吴敬梓等等，虽平凡落寞多年，却在死后终成一代大家。

“一日看尽长安花”固然甚好，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岂非亦佳？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美]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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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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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

龙野：《艾南英、张自烈时文之争与晚明时文选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