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姓男孩起名,马姓男孩起名霸气的两个字网名？

来源:马黑娃 临夏文艺 2023-05-10 18:12 发表于甘肃

编者按：

马黑娃是临夏早期著名花儿歌手、故事能手。属满口腔歌手，声音浑厚，善用滑音和颤音。擅长的曲令有《保安令》《水红花令》《撒拉令》等。马黑娃1940年出生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村人，其家乡背靠积石山，面对黄河水，9岁挡羊时就用花儿相伴，之后多次参加在省州县的文艺演唱活动。1979年代表保安族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演唱了花儿《四化的大路（哈）要走哩》，受到与会者好评。本文是马学英对他的专访，生动的再现了马黑娃赴京前后的情景。

保安族歌手马黑娃：我上北京唱花儿（上）

口述：马黑娃

整理：马学英

人的一生，有些惊喜猝不及防。

我12岁开始流落异乡，四处漂泊。我因为出身问题整整12年回不了家。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送走那些艰难的时光的，但是我的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是信念的火，是生命的火。这团火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追求，时时激励我要满怀希望和憧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的向前走下去。

与艰难相伴的确实是容易。

幸运之神总是那么奇妙。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一件事降临到了我身上。时间回到了1979年。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后来我的一首歌曲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没想到，当时看来一个很细小的变化，会对我此后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般的巨大的影响。

当时我全家还客居同仁市保安镇尕萨尔村。到了1979年底，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政策的变化。那一年，我听到老家的人们已经分到了自留地。那一年，公社、大队多方打听，动员安置我们流落在外人员回归家乡。那一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市限制少了。就在那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了好转，那时候可以打猎，经常打到一些动物。

1979年，是我流落在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我的老大、老二儿子长大了。人们能够走动了，我特别思念亲人，想带着妻子儿女回大墩老家看看。我赶着二十只山羊，和妻子孩子一起回家了。回到老家正是夏收时节，村里人们在忙碌地碾场。

生产队队长站在场边大声喊着通知大家：“哈呢强勒（大家注意听着），家家户户抓紧要打碾自留地的粮食，快点把麦场腾出来，生产队要拉捆子了。”

生产队拉捆子后，不让再在场上堆放个人家的麦梱了。

我在老家住了两天，一一拜访完几个长辈，准备起身返回尕萨尔。

尕锅叶海亚过来挡我，说：“呀姑舅，你别走，我只有一头牲口，我想借用你的骡子明天碾过我的场你再走。”

尕锅叶海亚个子不大，快人快语，精明能干，是个热心人。

当时麦场就现今学校的位置，学校还在村子靠山根“多日啊”艾力家位置，几十户人家共用一块场地，后面的人们等着拉麦捆。用地十分紧张，我就留下来帮忙。

第二天我正在用木锨扬场，看见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过来转弯进入我们村子。嘎吱一声，小车停在了路边，我远远闻见吉普车身上散发出来的汽油味，随风飘进了我的鼻子。从车上下来几位衣着整洁的工作人员。那几位打听着来到我的前面，我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是公社的组织部长。

部长笑着问我：“稀罕事呀——今天见到贵客了！黑娃哥，你是啥时候下来的”。意思啥时候从同仁市保安镇到达大墩村的。

部长比我年长，但总是很客气地称呼我哥。我往自己身上随便擦了几下两只手掌，紧张地握住了他的手。我说下来刚第三天。

部长问我：“多住几天吗？”

我说“上面也有事，住不了几天，明天要动身离开了。”

我还说本来是今天动身的，为了帮人家碾场才留下来的。

部长若有所思，问我你明天真走吗，我说真走。

马部长声音高起来，变得有点严肃。对我说：“黑娃，你看好我的车，我一会回来。”

那时候村里很少能见到小车，一群小孩已经叽叽喳喳围在小车四周。我说：“好”。

我像站岗放哨一样静静守在小车旁。不一会功夫，村小的张老师跑过来喊我：“巴巴，马黑娃是谁？”

张老师不认识我。听到有人找我，我心里思谋找我啥事。急忙向前答道：“张老师，我就是（马黑娃）”。

张老师向我确认：“你就是从保安回来的黑娃吗？”我说：“是，就是我。”。

尕锅叶海亚是我们生产队队长，和张老师熟悉。他从场中央上跑过来，指着我给张老师介绍说：“他就是马黑娃。”

听到尕锅叶海亚的话，张老师露出了笑脸，急切地说：“走！走！走！公社的领导要见你。”

这时，张老师才反应过来，觉得当面称呼我“黑娃”有点难为情，急忙解释：“巴巴，你嫑生气，我急了些，我还真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哈哈大笑：“大家一直这样叫我，我的名字就是马黑娃。马黑娃还是我的官名呢。

我出生于1937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参加“铁柔”（军队），到甘肃南部要隘腊子口置防，父亲去前线时母亲已怀上了我。同去的牛娃子随部队去了河南，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牛娃子后来是杳无音信。

我的经名叫西穆松迪尼，我们村子人们习惯叫西穆素，是一种简化方式，只叫半个名字。我的名字是由沙巴阿訇取的，我们村里只有沙巴阿訇一直叫我西穆松，还有循化拉边我的舅舅他们叫西穆松，我们村子除了沙巴阿訇没人再叫我西穆松的。村子里大家都叫我“黑娃”。

我出生在大墩马海仓家族。马海仓是大墩六大谐奈（家族）之一。其它家族分别是伊玛目仓、哈荣塔文仓、阿苏呼仓、奥塞仓、霍尔仓，奥塞仓是最后形成的家族。“仓”就是对应汉语中“家族”，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会组成“氏族”，“氏族”对应“马吉仓”，相当于一个村子的规模组织，比如大墩、梅坡、甘河滩。氏族又会联合形成“胞族”“部落”等，比如整个保安族就属于“胞族、部落”范畴，都是一种建立在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结构单元，它不同于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主要依据居住区域和政权级别划分。家族血缘关系比较近，“马海”是部落名称，是从西域东征时延续过来的名称。“马海”是“摩诃末”的转音，“摩诃末”是部落首领的名，是家族先辈的名字，马海仓家族全部姓马。哈荣塔文仓意“二十五家”，伊玛目仓意“领袖家族”，阿苏呼仓、奥塞仓、霍尔仓都是古部落地名，这些地名在沙漠地面。“马海仓”属于最大的家族，“哈荣塔文仓”“奥塞仓”都是从马海仓分离出来的，是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家族。“伊玛目仓”名字来自阿语，指宗教世家，伊玛目仓人有学识、德高望重，广泛受人尊重。“阿苏呼仓”主要有七十三德的、六十一德的、文部阿布都德的、尕尼帅、马娃六十七、尕一罗西穆松德的、马世祥（王宝钏）、欧自德的、保安哈比布等家族。我听马福全说过：“阿苏呼仓控吉日各仓意”（意这个家族人善良、待人真诚、互帮互助）。“哈荣塔文仓”家族剽悍、勇敢，在我们村子有两处单独的坟地，一块在公墓上侧，一处在赫拉伯子（黑城）、马福兴家往南台地上，除了哈荣塔文仓那个，我们几个谐奈坟地都在一起。我们在尕萨尔居住时，附近人们以“马吉仓”“大墩八十家”相称。我们村子姓氏比较单一，以马姓和韩姓为主，其它姓氏比较少。除了马姓、韩姓，其余姓氏都是到了大河家以后才逐渐产生的。

我“阿宝”（父亲）名叫阿卜多。我的“阿宝”活了77岁。我父亲是皮匠，给人们缝制“则赫”（皮大衣）。我的祖父也是皮匠，我的祖父叫尔萨。祖父参过军。我父亲手艺传承自我的祖父。我们从曾祖父开始，坟墓都在大墩公墓，位置在于拱北以西台地上。现在我们村公墓拱北门前打着围墙的坟墓是然目藏的，然目藏的后代是马全良的父亲、马福兴的父亲、坟滩长毛的父亲、马有伟的父亲、泉眼的父亲。然目藏坟墓端端以西台地上第一个坟是结帮的坟。结帮的后代是哈奈非、哈三、长毛、扫白。我的曾祖父是保安人从青海迁居大河家的第一代保安人，我的曾祖父名叫克勒目。然目藏、克勒目、结帮是宝赫德的三个儿子，保赫德的也叫“宝赫千户”。“宝赫”是地名、“宝格达”的转音。宝赫德的是我们能记得的最早的先辈名字。宝赫德的的坟地在同仁市保安镇尕萨尔村老埋匝。我在尕萨尔居住期间，遇见了一位奶奶，她当时108岁。她是尕萨尔村土族村民。奶奶问我：“其康呢地吉伊？”（你是谁家的后人？），我告诉她我父亲阿卜多的名字。问我父亲弟兄的名字，我告诉了父亲哥哥叫来部仓、也叫马占元，说叔叔的名字。说了名字，老奶奶认识我父亲他们。又问你爷爷叫啥名字，我也告诉她爷爷名字。她听了这些名字，长叹了一声，暗暗说了一句“你太爷（曾祖父）的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了！”，我说出曾祖父的名字。老奶奶听到“克里木”三个字，她好像有点不相信，惊讶不已：“啊——你是说开勒目?”得到我的确认后，老奶奶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原来老奶奶和我们是一个家族，过了一大会，老奶奶才抬起头来，看着我，缓缓地带着伤感的说：“呀——曼各勒各吉哥呀。”老奶奶知道了我的身世后，告诉自己家人：“黑娃达哈目的图叟哥，阿芒呢阿灯告。”（不要让黑娃和我们一起吃饭，给他们单独安排住的地方，不要伤害他们）。经老奶奶安排，尕萨尔人给我安排了居住地，提供了一些生活用品，我一家人得以落脚。老奶奶没想到我还记得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但是我说出来了。我清楚的记得我的父亲不止一次说起过这些先人的名字，我小时候还记得我父亲还会炸油香纪念我祖父的忌日。我曾祖父的弟兄“宝赫德的”的名字是老奶奶告诉我的。老奶奶问我记得吗，我说我听到过，就是忆不起来，她告诉叫“宝赫德的”。后来我求证了尕六斤阿訇，果然这个名字准确无误。我的高祖以上的先辈们的坟墓在同仁尕萨尔老坟，从我的曾祖父开始坟墓在大墩公墓。我出生后，曾祖父克里木说自己见到了重孙，高兴不已。我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我的姐姐，我都已经出生，地主麻乃也出生了，马占元是在河南出生的。我的伯父随部队到河南抵抗日本侵略，麻乃是在河南出生的，随后与伯父一同回到大墩。我的父亲弟兄三人，排行老二。马占元是我的伯父，马占元是马乃的父亲、克里木的爷爷。伯父马占元是一位军官；叔叔艾力就是阿娄娄、尤苏的父亲，艾力是一名出色的军人，是神枪手。从我曾祖算起，我们家族到达大墩后已经到第六辈了，我上面三辈，我下面两辈，两辈是我的子女，我的孙辈。孙辈们已经成家立业，应该算一辈人了，其实孙辈也已经得了子女。

“黑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其中有个故事。我生于农历五月，到了六月，夏收开始了。庄稼三忙，皇姑娘下炕。出了月子，母亲需要下地干活。位于我们村子公墓西头第三块地是我们的，当年种了大麦。我刚出生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奥吾”（男孩），就像我的姐姐也是脸色白亮。没人照看孩子，那时候孩子多，也没有如今娇贵，母亲把我抱到地里，把我放在随便用麦梱搭建的“窝棚”下面，大人们忙着收割大麦。太阳暴晒，襁褓中的我脸上起泡。过了几天，脸色发黑。我的伯母看见我的模样，心疼地朝我母亲哭笑道：“呀！姆热则（母亲的名字），你的‘白娃’成了‘黑娃’了，今后就叫‘黑娃’吧。”叫着叫着，“西木松吉尼”的名字倒给取代了，我的名字真成了“黑娃”，以后加上姓，我的官名成了“马黑娃”。

“走，走，走。”

我准备跟着张老师要走了，尕锅叶海亚跑到我身边，他低声说：“目呢嘎哥呀（我的哥哥呀），他们叫你不知道有啥事，你自己要多留一个心眼。”又伏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如果你身上带着钱，最好藏到别处。”

尕锅叶海亚担心我遭到不测，善意提醒我。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点嘀咕了，万一回不来咋办，不得不防着点。我常年出走在外，我刚回来，就看到公社的人来到我们村子。人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

我说：“给呢！”（不会有事）

尕锅叶海亚说：“我听到有人开始议论你的事。”

听到“有人议论”，我觉得不是一般人随便说的。我后背一阵发凉。我不由得疑虑起来，把身上的现金装进孩子们衣袋里。

我还叮嘱孩子们：“这些钱你们要好好保管，我身上就带三十元。”我要他们骑着毛驴，赶紧回尕萨尔。孩子们熟悉走尕萨尔的路。

孩子们说他们也听到风声，说有人要带走你。两个孩子神色紧张起来。我故作镇定，开玩笑说：“哪怕我回不来，你们出去要着吃（乞讨），（乞讨）不用羞愧，先人不在了，没人会笑话你们的。”

安顿了两个孩子，我跟着张老师去学校。

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打探张老师：“学校里都有谁？”

谁谁，谁谁。张老师说了大队的两位负责人的名字。

我又问：“他们告诉你叫我有啥事吗？”

张老师说：“领导们都在校长办公室说话，我能进领导们的办公室吗！他们让我来唤你，你走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啥事。”

我打听不出啥消息，满心狐疑，一直低头跟着张老师来到校长办公室。

刚走进校长办公室，几个外面来的领导都起身给我让凳子。两位大队负责人都拉着脸，一位斜瞪着我，不怀好意，好像在质问我你能干点啥事；另一位虽然脸色不是很重，头扭向一旁，也不看我，也不说话。

看到那么多人招呼我，我急忙摆手：“你们客人们坐，我这儿有地方。”办公室就是一间，宿舍带办公室，有人坐在凳子上，有人坐在床边上。小房子，进去几个人就坐不下了，我急忙坐到校长办公室的门槛上。

有人说那不行，要硬拉我坐凳子。让来让去，有人把我推在一把靠背椅子上。大家都在给我让座，我只能不好意思坐下来。我都感觉到我的脸上发烫。

我落座后，一位年长点的工作人员开口说话了，一一介绍说这几位是来自北京的老师，说谁谁来自县上，说他自己是我们公社的。介绍到一个人，我站起来问话“老师好！”，或者“领导好！”。我与在场的每个人都打了招呼。介绍完在场人员，他望着我说：“马黑娃，请你来想了解点情况。”

我不知道啥事，但想到已经打发孩子们上路了，我不那么紧张了。我说好。

工作人员直接问我：“你愿意去中央民族学院歌舞团吗？”

听到“中央民族学院”几个字，我立马知道他们为啥找我了。上次见过几位从中央民族学院来的老师。那次由于出身问题，自己与少数民族歌手选拔的机遇擦肩而过。虽说我心有不甘，却也十分无奈，只能认命，没多想，那些事早已忘记。他的问话，让我又重新点燃起一缕淡淡的希望来。

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年之前。

1959年。那时我刚结婚，二十二岁，风华正茂，是农业社时期。一次，从中央民族学院来了一批学者，有五六个人，说专门找我。我在农业社劳动踏实，生产队安排我犁地。那天，我驾着一对骡子在郭家地犁地。我低声地哼着花儿调，劳动得正起劲，快要犁完一块地了，我才准备吃早饭，队长来喊我，说有人找我谈事。又是陌生人，又是队长。我和妻子结婚还未领取结婚证，我以为队长来找事，我担心会不会把我抓走。

队长告诉我：“你先卸了骡子，有人要见你。”队长安排别人看管我犁地的骡子。

听说陌生人来找我，心里很是忐忑。但我爽快地答应队长“呀——好”，就挈着犁回家。

在大队部我见了北京来的客人，还有当地干部马占清、马华林陪同。

马华林说：“马黑娃，你回来好，客人正在等你。”

看着工作人员都很客气热情，我知道不会是坏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壮着胆子给大家一一问话。

马华林嘱咐我“你回家去，洗脸，换上干净衣服，客人们要和你出去一下。”。

“亥耶松！”听到“要出去一下”，我的心又咯噔一下、开始慌乱地跳起来。

我的新婚妻子正在灶房洗锅。看见我走进来，停下了手中活，站起来，紧张地问我：“是不是你犯事了？”。妻子哪儿见过那个架势呀，她快要哭出来了。一大伙人来家里，有人肩上背着黑白相机、便携式收录机，说要我跟他们走一趟。

我也不明就里，满心狐疑，听到妻子这般说，我也不由得“啊——”了一声。

我问妻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妻子说是听郭家长毛说的，说来的人要抓你呢。

我问来人在哪儿，妻子说那些人在我们家后院，正在打果子吃。我家后院有果树，果子刚刚熟了，人们在后院摘果子吃。

其实，虽说开始确实有点紧张，但镇静下来后我意识到哪有“抓人”的事。虽然还不知道是啥事，但我已经平静下来。

“没那回事，你放心吧。”我安慰妻子：“要抓早就抓走了，哪有这样客客气气的，人家可能还有要紧事，不要乱猜疑。”

妻子还是担心，说那些人带着枪。

我穿好衣服，来到后院。

有人给我热情打招呼：“你就是主人吗？”我说是。

有人笑着上前和我握手。看见客人们聚在梨树下摘果子，我问好吃吗。

客人们纷纷告诉我：“好吃！好吃！果子看着不大，吃着确实香甜。”

我家里也没啥招待客人的东西，看到人家那么喜欢果梨，上前抓住树干使劲摇动，果子啪啪掉下来不少、铺在地上。

客人们忙阻止说“够了！够了!”。大家又说又笑地时候，公社干部马占清走了进来。

我给客人们带了点果子，我们跟着马占清一起走出了后院。

我跟着他们来到了大墩坡。

等大家人齐了，马占清低声地、有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其其巷各达尔达。”（要我压耳朵、意唱花儿）。

我们村里人们习惯里唱花儿是件很神秘的事，听到马华林随口说让我在村头唱起来，我难为情，我向马华林说我不会唱。

说实在，我唱花儿，是去山里偷偷唱过，也不见得有几个人听到过，当有人郑重其事来请我唱时我还真没底气。

在场的人们看到我很局促、放不开，提议别人先唱。他们想先把气氛搞起来，硬让我唱会影响发挥和演唱效果。

不知道谁动员的，一会马占清咿咿呀呀、声音不是太大，唱起来了。其后，马华林来了一首尕马儿令。马华林有功底、唱得大家叫起好来。

马华林唱罢开始激将我，假装怨言：“我们的孩子们站不了台面，不是人前面出来唱的人”他还说别人都说你唱得好，要紧处卧下了、出不来。

其实我不是没那个胆量，我的考虑是：马华林、马占清是我们村里长辈，当着长辈开唱，觉得很失礼。

这时那些专家学者们有点坐不住了，对我担心起来，不知道我能不能真唱。那些北京来的客人也三三两两“伊——”“啊——”地拉着高高低低的音，一副“你不唱我唱”。

我心里清楚大家都在急切地等着我的亮相，我不能让人家失望。

花儿是一种内心情感的表达。它注重真实抒发喜怒哀乐，它需要合适的时机，需要调动人们的情绪，要形成一种共鸣，要从心底生出意趣来。说实在话，我也是一名自小从骨子里喜欢花儿的人，看到这么多人急着要听我的歌声，我有点激动了。这时候我嗓子已经痒痒了，但我能压住性子。我在等待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到来。我不喜欢在没有掌控现场气氛的情况下鲁莽出手，我不喜欢妥协或者轻佻，我要始终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特韵味和风格。

人们也还没放弃对我的鼓励，有人继续说，大家都唱，你怎么还没动静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也不早了，村口没了闲人。我们一起的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看到时机成熟了，我对大家说“呀——好。我给大家献上一曲，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心意”。

听到我要唱，大家一下子来了精神、高兴地鼓起掌来。

我走到台地边，面对黛色巍峨的积石关，望着滔滔远去的黄河，我情感的阀门被打开了，胸腔溢满了浓浓的爱意和澎湃的激流。我能感觉到黄河母亲在我身体里咆哮，我能体味到来自积石山的烈风在心头浩荡。我感觉眼泪就要出来了。我整理好了我的帽子。我郑重地撑开右掌贴在右耳廓，用心地连续唱了两首。

歌声渐起，我的心也跟着飞起来。我一开唱，便能感觉到大家惊异的神情。大家静静地，没有一丝声响，目光齐刷刷聚向我。那些专家一边认真地听，一边拿出本子快速记谱。

那些专家意犹未尽，要我再唱。既然开唱了，现场气氛又很热烈，我不失时机又唱了两首。

我唱完了最后一曲。我清晰地听到黄河水的震响声，我感到一种温柔的清凉——晚风在轻抚我的面颊。过了好大一会。大家才惊醒过来，不住地鼓掌。暮色中，大家在山头欢呼雀跃，内心充满了激情和热情，还有久久无法平静的感动。有人在转过身去，偷偷抹着眼泪。

一名专家很满意我的花儿，问我叫啥名字，我答我叫马黑娃。

专家记下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告诉我你早晚训练运气的方法，过一个月我们再来找你。

专家还说我已经进入中央民院的少数民族歌手初选名单，我说好。

后来我一句半句听到一些传言，有人说我的政审没通过，说我的出身不行。还听到说专家对我这个人选比较满意，说我唱得好，长得好，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我的伯父是一名国民党的部队官员，1958年因为“反革命家庭”，我的父母蹲过监狱。歌手选拔中我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我自然去不了。我的出身有问题，专家组也没办法。此后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照样去生产队参加劳动。

现在，我又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老师们，北京的老师们还记得我。

我搓着手回答：“想！当然想！”我竟然喜极而泣，我有点不知所措。

去中央民族学院，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不说大学，自己连自家门口的小学大门也没踏进过一步。自己自小流离失所，不识一个字，那个殿堂对我来讲神圣不可亲近。

“嗯——可惜我不是那块料，我去了会让你们失望的。”我的心砰砰直跳。我继续说：“我连大队的文工团、公社的文工团都没参加过，别说中央的了。”

我对两位大队负责人的态度很不满意。他们那儿一坐，就是一副“我看你怎么办”的架口。我投石问路，说：“大队的领导都在，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他们最有发言权。”

对于上次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落选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始终放不下。我对大队有微词，上次我没去成。我说：“我社会关系复杂，我知道我是去不了的。”

我说着，眼神余光开始扫向那两位大队负责人。两位负责人好像没听到我说话，毫无反应，一言不发。

工作人员听到我愿意去，告诉我：“这次只要你自己同意，可以去。”

我问真能去吗。

那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沓资料，“你听着——”，他开始宣读资料：“大墩七社，马黑娃”问我是不是资料上提到的人。

我说是。我说我们村里总共三个黑娃，一个张黑娃，一个周黑娃，我就是那个马黑娃。张黑娃、周黑娃都是八队人，只有我是七队人。

工作人员继续说：“你的资料已经在中央民院的档案中了，我们希望你这次能顺利去北京。”

我已经知道让我去北京，但我还是不清楚让我去干啥，我问：“老师，我的档案有问题吗？”

工作人员说没问题。听到我要去北京的肯定答复后，“好事情，先恭喜你。”工作人员向我表示祝贺。又环视了一眼四周，对我说：“你可以先回去，我们再与大队支部研究一下。”

我听到和大队支部要研究，我刚才点燃起来的希望又消散了。我知道大队不会同意我去的，我的心变得麻木了。

那一刻我真想骂人，我是真急眼了。我已经错过了一次，我不想错第二次。

“马黑娃去北京，我第一个不同意。”事后我知道，果然有人跳出来了。有人怒不可遏，大声叫喊道：“全大队坏不过马黑娃，全大队调皮不过马黑娃，他社会关系有问题，他去我不能同意。”

也有人提出：“如果马黑娃去了北京，我们大队今后的工作不好搞了。”一半无辜，一半威胁，好一副撂挑子的架势。

听到不同意见，北京来的客人想着一时半刻解决不了问题，结束了当天的会议，动身走了。

等客人们来到场边要上车了，马部长没急着上车。马部长走到我跟前，叫我：“马黑娃”。

我问怎么了。

马部长凑近我耳旁，告诉我：“你明天还不能走，我们还要来找你，你一定要等着我们。你的事有点蹊跷，我们去公社再研究，你在家等我的好消息。”

听了部长的话，我虽然不知道内情，好想又看到一丝希望，我说好。有事无事，我也不急等两天。

我急忙大声回答：“呀——仓奥”，我痛快答应。

过了两天，公社妇联主任找到我。

我戴着一顶破草帽，一身尘土，只有一双眼睛明就亮光。妇联主任哈哈笑起来，开口了：“北京的人在等你，你这副模样怎么去见人呀。哈哈哈哈！”

我走不了，那两天都给别人帮忙碾场。我又负责扬场，简直全身上下糊了一层泥。

“快！快！快！去家里换衣服。穿整齐点。”妇联主任有点着急，不停催促我：“你要快点，我去下大队部就回来接你。”

我问：“现在就走吗？”

妇联主任一字一顿，语气很肯定。说：“就要走。”

我回到家里，家里人们开始七嘴八舌。有人劝我别去，有人说我能去。有人说我出去躲一阵，有人说我别错过机会。

我问妻子我怎么办。

“你放心去。”妻子说：“我知道你没做过啥害人的事。”

听了媳妇的话，我得到些许安慰。“这些钱够你们吃的，你等我回来。”我给妻子也安顿了一点生活费。

我就当日跟着妇联主任到了公社。

我到了公社，我去北京的事震荡了整个县城。

我去北京的消息一点不亚于一声霹雳似的震撼，几乎大家都知道“马黑娃进北京了”。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当地名人。

离开家后，我到州上住了三天。那次同去北京的还有其他县的几名歌手，大家在城里集合。

我们一起去的有夏河的一位女歌手，叫登波其，是一名教师。有一位永靖县的回族歌手，忘了人名。临夏市汉族歌手王绍明，一名东乡族歌手马永华。一名裕固族歌手，来自裕固族自治县，叫亚日吉。共有六名歌手，我们代表甘肃省去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诗人、歌手座谈会。

我在临夏住了三天，第四天我们到达了省城兰州。我们在兰州省政府住了三天。省上给我们统一制作民族服饰，我们在兰州一边等待，一边接受相关培训。我不识字，只能用自己的大脑一点一点死记下来。不懂的问题虚心请教一起的老师。我记忆力超好，很快我掌握了有关注意事项。那次，各级领导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州上给了五十斤粮票，发了六十元补助。到了省上，也是关爱有加，给了五十斤粮票，计发了伙食补助。

我没出过远门，别说去大城市，感到眼前一切都那么新鲜。我第一次到达省城，第一次看见公共汽车，我第一次住高级旅社，我第一次吃桌餐。我在省城遇到了一位很有责任心的老师，他是夏河人，叫伊丹才让。伊丹才让母亲是保安霍尔伽人。我说去过保安，引起了伊丹才让的兴趣。他用藏话问我：是保安人吗？我说我住在热贡保安。

伊丹才让问我：你知道霍尔伽地方吗？

我说：“目西歌。”（知道）我一一给他说起隆务，说起霍尔伽地方。伊丹才让是一名高材生，在甘肃省文联工作，重情重义，待人热情。听了我的介绍，伊丹才让感动不已，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啊——达巧阿奖仓热呀！”

我们要动身去北京了。给大家买了火车票。

伊丹才让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坐飞机。我不肯，我说我要与大家一起坐火车。

伊丹才让说他要向我问些话哩。伊丹才让没去热贡保安很长时间了，他要通过我多了解一点舅舅们的消息。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省内没有柏油马路，交通十分不便。虽然夏河到保安相距不过几十公里，但是大家好久见不了一次面。伊丹才让见到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舅舅，十分开心，问长问短，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那次大家坐了火车，走了北线。我也第一次听说“北线”这个名字。还听到沿线要经过宁夏、包头等等一连串陌生的城市地名。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到香山，宾馆有人随时收拾房间，房间干净整洁。房间一角立着一副衣帽架，有洗澡间。我的房间隔壁一位是云南的苗族女歌手，一位是北京的女歌手。

那时候，跳舞慢慢在年轻人中间兴起。到了晚上，年轻人去跳舞，摇摆舞、双人舞，大家玩得很开心。有人邀请我一起跳舞，我哪儿见过还有“跳舞”这样的事呀。

我说我不会。

同仁鼓动我：“我教你，你来学。”

我何止不会，见都没见过。急忙摆手逃出了歌舞大厅。

（待续）

作者简介：

马学英，笔名艾米。甘肃积石山县大墩人，现任农行临夏分行办公室主任，全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农行甘肃省分行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创作，有多篇散文公开发表和刊物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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